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新想象.docVIP

民族形国文学现代性方案新想象 　　摘要：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争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关键词：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艺；旧形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现代性方案：赵树理 　　中图分类号：1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5-01 86-07 　　本文旨在以“民族形式”的讨论为中心，探讨赵树理文学出现的时代语境。赵树理是代表了中国四五十年代转型后新话语秩序的典型作家。通过赵树理这个作家个案，可以从某个方面进一步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之后，毛泽东话语中蕴含的对中国“现代性”方案新想象如何通过作家们的具体实践得以实现，当代文学的具体规范究竟是如何确立，以怎样的方式被实践在文学创作之中，并形成何种形态的“新”文学；另一方面，赵树理这一作家具有值得探究的特殊性，并非仅仅是毛泽东话语的图解或转译。其一，他一生坚持批判在他以前“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通俗化的文学创作和文艺实践，他对《讲话》的呼应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同时，他与以毛泽东文艺观念为核心的当代文学规范其实既有内在的契合，也存在微妙的摩擦和错位，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当代文学不同时期对赵树理的不同评价。如果仔细分析这一作家个案，我们会发现“五四”新文艺、四十年代以民间文艺为基础的解放区文学和解放后建立起的当代文学规范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远比“一以贯之”更为复杂的关系，从而将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引进更深层的话语冲突、磨合和重构的层面。 　　分析赵树理的崛起，首先必须对一个大背景进行讨论，即1939年―1942年间，由延安文艺界发起，继而蔓延至重庆、成都、昆明、晋察冀边区以及香港等地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 　　这次论争源于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报告在论及党员必须学习革命理论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民族化”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应该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报告中并没有直接涉及文艺问题，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却很快成为左翼文学界探讨民族形式的最高标准。 　　“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基于抗日战争形成的一个基本情势，即文艺界从都市向乡村的流动。文艺界由于民族总动员而与底层民众的广泛接触，使得文艺与大众的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次成为急迫的问题。由于切身体验到新文艺与广大乡村社会的隔绝，意识到新文艺不能单独承担起民族动员的任务，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尤其是旧形式的利用或运用问题，已经“成为文艺运动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所有参与讨论者都不否认一点，是战争给作家、文艺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如周扬所说：“战争给于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地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对于作家而言，则是“由专家的生活改变成群众的生活，由城市的工作转入了乡村的工作”。在这一变动中，最为关键的矛盾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广大民众(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乡村中的农民)相隔绝的问题，新文艺的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被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为民众所熟悉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尚未达到的“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则被看作是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主要途径。同时，“抗战建国”这一总目标的提出，则为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提供了具体的方向。也就是说，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普及和动员的问题，同时还必须与“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目标联系起来。因而，由利用“旧形式”到“民族形式”的提出，实际上是从动员民众抗日到以怎样的内容和意识形态动员民众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提出，就不仅仅是关于旧形式利用问题的表述，而是提出了如何在反省“五四”新文学“缺失”的前提下，以抗日建国为总目标，重新整合既有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