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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四方日记解读 　　编者按:1896年8月,德国外交官埃德蒙多?海靖男爵来华出任驻中国全权公使,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海靖也同船抵达中国。从1896年至1899年,伊丽莎白常驻北京,与丈夫一道积极为德国谋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对3年间的中国生活、所见所闻,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1925年1月4日,伊丽莎白在柏林病逝,终年63岁。一年以后,她的生前好友格莱特将其遗作《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整理发表。《历史学家茶座》从第19辑开始陆续选登该日记中的中国篇(翻译者为秦俊峰先生),并特请近代史专家王守中先生对日记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便于读者理解。 　　日记真实地表述了伊丽莎白在中国的感受,同时也记录了她丈夫在中国掠夺港口殖民地、路矿利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再现了中国成为列强俎上肉的真实场景。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鄙视与偏见,但作为一面镜子,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国落后挨打屈辱历史的无尽反思。 　　行文中楷体部分为摘录的日记原文,宋体部分为解读文字。 　　 　　一、 中国的脏、穷、愚 　　 　　1896年8月17日 　　通州我们首先需要穿过通州城,这就花了我们一个小时的工夫。城里的巷子非常狭窄,以至于我们所坐的扶椅几乎蹭到了两边的房屋。泥泞的小路没过了轿夫们的小腿肚,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垃圾和脏物随意地堆放在大街上,里面间或翻滚着觅食的黑猪,空气里飘散着种种熏人的臭气。堆着人粪的提篮毫无遮盖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最后被送到田地里,污染了整个城市的空气。数不清的中国人挤满了街道和商店,带着好奇的目光直直地瞅着我们这些欧洲人。 　　海靖夫妇是从天津坐船到通州的。通州城虽靠近北京,但它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州县城市一样,并不是工商业发展及人口聚集的必然结果,而是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兴建的,实际是一些用城墙围起来的村庄。尽管居住在城里的官员、吏役、兵士等,是社会最大的消费群体,但他们人数不多。而广大农村人民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依赖城市市场的供给,对工商业不能形成多大刺激,所以城内专门的工商业为数甚少。城内一般居民无法依靠工商业维持生计,不得不在城外保留着自己的土地,每天去田里劳作。他们积攒垃圾,养猪积肥,以维持继续生产。另一方面,当时的各级封建政府和官员,既无意识、也无资金去管理城市的清洁卫生。这就造成了公使夫人眼中通州城里又脏又臭的景象。 　　 　　1896年8月17日 　　道路交通我们穿过通州城后,来到一条宽石板路上,由此一直通往北京,这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但现在这条路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的冲击:路面上尽是一个个没了石子的大洞,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而另一些地方看起来好像一股来自地底的巨大力量把整个地表都掀了起来,以至于大大小小的石子堆积在一起,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一座座小山头;石子与石子相互松散地粘在一起,唯一的疑问就是石子之间的洞穴究竟有多深。 　　就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个满载货物的独轮小推车车队。轮子安嵌在小推车的正中央,两端用小方箱、布袋子、木梁等物什固定住,车夫在后面扶着两个把手向前推。在这条高低起伏、到处都是漏洞的街道上推着这样的独轮车行走,简直就是耍特技!于是我不无担忧地想到:我们的行李一定也得这般运送到北京吧。 　　除了小推车外,我们一路上还看见了许多辆带斗篷的马车,京城里的人们就是坐着它外出旅行、走亲访友的。倒霉的旅客必须蹲在一个坚硬的大方斗里,因为路况的缘故,他们从方斗的一角忽悠被甩到另一角,撞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唯一不被碰撞的可能就是让身体平衡地躺在车辕之上。这种巨大的马车有两个锯齿状的轮子,只有这样的轮子才能够经受得住粗劣的路面,但恰恰也正是它们把路面毁坏得面目全非。这样的马车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看见马车的车轮深深地陷入路面的洞穴里,然后吱吱呀呀地重又爬回路面,这样来回地反复,我想大概没有其他车辆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的折腾。 　　19世纪末,通州至北京的道路与运输工具,仍然还是中古时代的模样,与西方先进的铁路、公路及火车、汽车、胶轮轴承马车等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面对中国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李鸿章等人从1872年起,就不断上书提出兴修铁路的建议,指出铁路不仅是加强边防所必需,而且有利于国计民生,是裕国便民的利器,但一直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为:一曰“扰神”。顽固派认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铁路遇山以火药焚石而裂之,遇江海则凿底而穿洞。我国山有山神,江海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倘骤加焚凿,必使山川江海之神不安,招致灾祸。二曰“扰民”。铁路沿途田亩、房屋、坟墓等遍地皆有,迁徙不便,“民间必不乐从,势必刑驱,徒滋骚扰”。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