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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人文特性及对中国现代化典型意义 　　摘 要：“浙商”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存在和发展的局限也在于其人文特性。关于“浙商”人文特性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感知，可以概括为“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浙商”基本人文特性，“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个众”与“和合”统一的“浙商”总体人文特性。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和结构的“浙商”人文特性，对于反映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浙商”；人文特性；中国现代化；“分离――合一”；“自主――相关”；“个众――和合”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073―05 　　“浙商”自改革开放以来兴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也存在局限，并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也在于其人文特性。本文在综合反映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浙商人文特性”论坛与会专家诸多观点的同时，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分析，把浙商的人文特性概括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与结构，并阐明其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 　　 　　 “分离”与“合一”的结合：“浙商”的基本人文特性 　　 　　 “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天人分离”的世界观是以个人为本位，立足于个人的独立和自主。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以关系或伦理为本位，强调“合群”或“能群”。杨适（1991）认为，西方强调“天人分离”，而中国则以“天人合一”为主。尽管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但往往是对立和排斥的，形成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可是，这两种世界观却同时体现在“浙商”身上，并获得某种统一。 　　 “浙商”的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是浙东学派。而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渊源，首先是儒家学说，继承孔子的仁义思想，包括宗法等级人伦和封建礼仪纲常等观念。即使是反理学的永康和永嘉学派也是以传统的儒学观点作为出发点或论述的依据。同时，也继承道家学说。而儒家和道家学说都是强调“天人合一”，儒家所强调的是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合一，而道家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其次，浙东学派也继承法家的思想，注重功利。利欲是人人皆有，是个人的自然本能的反映，“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韩非子?五蠹》）。它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他人的分离。再次，浙东学派受浙东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浙东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唯物主义、实践观和进化论等。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不仅认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而且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感觉又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升华（方如金等，1996）。正因为如此，浙东学派关注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反映南宋时期浙江等地不仅传统的农业、手工业有很大发展，而且商业、对外贸易和城镇经济也空前繁荣的现实与发展要求。不仅如此，浙东学派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很强，“兼容并包”各种学术思想，形成讲事功、求实用，经世致用，“利义之和”或“以利和义”，仁义与事功相统一的学术思想（方如金等，1996）。这体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结合。同时，浙商更直接受浙江民间长期以来比较普遍地重视和从事商业与手工业活动的传统的影响。还有，浙商也受对外开放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温州和台州等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受西方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多地体现“天人分离”的世界观，并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相结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王小毅博士发现一个现象：父母亲都希望子女有出息，但如果父母不在政府里工作的，他们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女可以进政府机关。如果父母在政府部门里，就往往不希望子女去政府机关。温州商人在子女的职业选择中，更加倾向于其进入政府机关做公务员，以谋求“官位”。浙江人就在这种文化矛盾和冲突中挣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呢，为什么人们对从政与经商的选择会出现摇摆呢，为什么浙江在有那么多的人从事经商和办企业，甚至从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中辞职下海的同时，又有很多人选择当公务员，尤其是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包括很多企业老板的子女纷纷报考公务员？这除了王小毅博士说的一方面是为了经商赚钱而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这一双重目的外，还反映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对于在党政机关工作缺乏独立和自主有深切的感受甚至可能是强烈的反感，因此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获得党政机关所缺乏的个人独立和自由，而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享受党政机关所赋予的特殊地位、关系和权力这样两种世界观，即“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个人向往和追求独立自主是“天人分离”的根本反映和体现，而向往和追求官员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则是“天人合一”在社会等级人伦关系中的突出反映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