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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与实用性初探 　　[摘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切入事件、解读事件的柳叶刀，而运用“正确性”与“实用性”这对范畴去解构历史事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以期在历史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历史事件多因一果，“正确性”与“实用性”则是在众多因素中寻求范畴的统一进行理性和逻辑的归纳。 　　[关键词]研究方法；“正确性”；“??用性” 　　一、“正确性”与“实用性”的由来 　　有此思考是受胡建《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视界》一文的启发。文中的观点是：被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界历来推重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虽然在探索既定历史的客观本质方面具有不容否定的功能，但对于历史的主体选择及其引发的多种可能性却有所忽略，因而在还原历史全貌――据此对历史进行再解喻――以回答今天的实践问题方面，存在历史解读中的局限。为此，应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全面理解以及历史与历史文本的真实存在样态，择用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的方法，以补正“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的缺憾。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视角。文中“现实性”基本特征表现为“先前历史”，即它的范围不包括将来，历史中曾经的将来此时统统化为了过去，一切均处于过去和完成的状态。历史的“可能性”是指称历史自产生之日起，就进入了时间之流，并在与世代相续的人类的反复对话中不断延续和增殖其意义的历史。[1]即可得知从历史的“原版”文本中，要将相对不变的符合当时情况历史解喻的“现实性”与相对改变的适用不同历史时期解喻的“可能性”相结合的理解。作为研究方法，这种新视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有利于研究时视野更宽广，论述更严谨。因此，就有了新的试想：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就可能在“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把握上出现失误，那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应该也能通过一对范畴来诠释。通过研究和思考，假使这种研究方法以另一种维度展示为一对范畴，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则可以通过“正确性”和“实用性”这对范畴来分解。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正确性”与“实用性”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理论与实践。相对于理论与实践，“正确性”与“实践性”更为具体，也专门化，研究两者在政治活动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一点，理论与实践没有将矛盾的一面具体展现，两者强调的是统一。研究的“正确性”与“实用性”关注的更多的是两者的对立，在政治活动中，两者存在着天然的不可调和性，在不同阶段不断调整比例是论述这对范畴的关键。这对范畴也具体的影响着在政治活动中的各个因素，而两者所影响的因素在整个政治活动中无法完全统一。 　　二、“正确性”和“实用性” 　　“正确性”与“实用性”，在表意上矛盾的尖锐程度并不是很大，但是有关社会变革，发现“正确性”与“实用性”这两者的处理合理与否直接关乎整个社会变革的成功与否。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有关社会暴乱和动荡的原因：“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2]（二）“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从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社会动员”和“差距”[3]。正确性和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具体则体现在这两个关键词上。 　　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被动的让中国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从此开始了救亡图存之路。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及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二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民智在这些运动中逐步开放，社会动员登上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越来越紧密相关，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及爱国青年五四运动，都是社会动员的表现。这些运动对于国家的政治走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和工人参与政治的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有论述：“文盲参政毕竟有限，而识字者参政则会像滚雪球那样对政治产生潜在的灾难性的影响。”[4]笔者对此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出现的这个新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没有重要影响是说不通的。 　　当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时，能否领导和如何领导就是其中关键所在。这就回归开篇所讲的“正确性”和“实用性”的对立矛盾。整体而言，不论是哪方的政治势力都力求“正确性”与“实用性”兼顾，但两者有着天然的不可协调性。笔者将在前文的背景下将这两个概念进行论述。 　　“正确性”于本文而言强调的是口号或者旗帜。如新文化运动中会有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关注国家长久的目标，对于具体实施办法缺乏有效的方法。“实用性”于本文而言强调的是过程性和渐进性，关注可行性和承担风险。 　　以上两个概念从对立矛盾上论述，就是“差距”之论。广义来说，“差距”就是所谓终极目标与当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