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套丛书工作总结.docVIP

三套丛书工作总结 这是三套丛书编委会所做的工作总结，发表在2004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从中可以看出三套丛书的出版历史，古典网格本和网格本间既传承又相对独立的关系，也明确指出了三套丛书的确切已出种数。是比较权威的官方资料。三套丛书工作总结一、三套丛书的创建和工作概况三套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简称。它创始于1959年，迄今历时四十年。1958年，当时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提出，为了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提高我国青年作家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当时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研究所接到任务后，所长何其芳随即邀请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着手拟定实施计划。在讨论中，编委会提出，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创作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世界文学遗产应包括文学理论。于是又增加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并成立了一个理论丛书的编委会。后来，鉴于两套编委会的成员多有重叠，经过协商，合二为一，同时因出版工作加重，有关领导部门研究，又商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承担。最初的编委会成员(姓名排列按笔画顺序，下同)：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等。中宣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几次编委会会议。文革后重新启动丛书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有的单位领导班子也有更替，又增加巴金、叶麟鎏、卢永福、朱虹、陈冰夷、陈燊、张羽、赵家璧、骆兆添、姚见、秦顺新、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四十年来编委会召集人先后为冯至、蔡仪、卞之琳、罗大冈、戈宝权、叶水夫、孙绳武、包文棣。由于编委会不是常设机构，因此决定设立三套丛书工作组，负责处理一切经常性工作。工作组由文学研究所(后为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若干编委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担任工作组召集人的先后有罗大冈、戈宝权、叶水夫、孙绳武、包文棣、孙家晋、叶麟鎏、蒋路、姚见、张羽、秦顺新、任吉生。先后担任工作组秘书的为刘若端、郅溥浩、李永平、宁瑛。编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选题，1961年制定了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这套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编选计划中除选目外，还确定了一部分书的译者和序言作者，随后就分工展开组稿工作并制定年度出版计划，定期检查进行情况。1966年文革开始，出版工作被迫中断。但在此前的四五年中已经组织了一批书的翻译，有些译者在文革期间也尽可能地坚持进行工作。总之，文革前的各项工作为三套丛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1978年5月，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工作组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宣部的指示，遵循拨乱反正、重建文化工作的精神，对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重新讨论、审查，如修改选题、制定出版计划和出版分工方案、编委会职责和工作组条例，进一步讨论并明确对译文质量和序文的要求等诸多问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对原来的选题进行改动，《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作了扩充，并分别删去两种丛书中的古典二字，改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修改的原因一是为避开古典和名著两个概念在含义上的重复，二是为打破时间下限。工作组扩大会议后，又于1979年2月、1980年12月和1985年12月分别在上海、成都和杭州召开三次编委会。在历次编委会上工作组分别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与问题，提请编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1985年之后，由于经费困难，多数编委又都年迈，开会诸多不便，因此不再召开编委会，由工作组承担了处理丛书工作中各种问题的责任。(自1978年至1993年共召开八次工作组会议，基本上两年一次。)工作组会议的内容涉及丛书工作的各个方面，如调整选目，拟定出书计划，研究工作进展情况，落实组稿及与译者联系，讨论丛书更换封面与宣传问题，申报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六五、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申请出版资助，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召开读者座谈会等等。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三套丛书的出版任务都是两家出版社完成的。工作组最后的几次会议对三套丛书的选题、历次调整情况与出版情况进行过反复讨论，经讨论，工作组的结论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都已基本完成，《外国文艺理论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