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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情爱故事书写原则及明代市民社会心理 　　摘要：“三言”情爱故事的书写原则集中表现为形象对称、伦理优先与完美，书写者之所以遵循这样的原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市民追求身份提升的欲望，呼应市民崇尚家族伦理，投合市民审美情趣，进而为评弹说唱吸引客源。可以说，“三言”情爱故事书写原则的确立既是中国古典小说写作技巧的重要尝试，更是明代市民娱乐消费市场的产物。 　　关键词：三言；情爱故事；书写原则；市民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4-0048-04 　　在“三言”文本体系中，两性之间的情爱能否以完美收尾，达到夫妻恩爱永生不渝、子孙繁盛、福泽绵长的理想化境地，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在个人形象、家庭出身、社会身份等具体领域遵从一定的硬性原则，从而确保婚恋关系耐受考验、稳固长久。事实上，普及并遵守这些写作原则是创作者为顺应明代市民社会心理而采取的写作策略。 　　一、三位一体：“三言”理想化情爱的书写原则 　　（一）均势至上：采用多重对称的形象塑造 　　在“三言”涉及情爱的篇目中，婚恋关系的成功关键在于彼此的才貌、家境能够达成均势（或曰平衡）。这样的均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男性相貌才学与女性品貌素养的对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组合包括玉郎与刘慧娘（《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秦观与苏小妹（《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蒋兴哥夫妻（《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张浩与莺莺（《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吴清与褚爱爱（《警世通言》第三十卷·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在这些组合中，男性的突出特点为才华横溢、体貌端庄，女子富有才情、窈窕清丽，男女双方往往会在偶然相遇时一见倾心或在意外邂逅中情定终身；第二，双方家庭背景、出身际遇极其相似。其代表作如《穷马周遭际卖缒媪》（《喻世明言》第五卷）、《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穷》的男主人公马周出身贫民，先是投身军旅后无业安身，《卖》里的秦重自幼失怙，并见弃于兄嫂，日日走街串巷倚靠小本生意勉强谋生；《穷》中的卖缒媪年少寡居，抛头露面经商度日，《卖》中的王美娘幼年被拐，委身青楼卖笑为生。可以说，两组人物共同厕身社会底层，彼此由偶然结识到惺惺相惜再到相濡以沫、相扶相持，其感情的发生轨迹如出一辙；第三，男子“未来”的发展远景（特别是仕途）与女方“现在”所处的门第之间构成“时差”上的匹配关系。以《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第七卷）为例，钱青虽为清苦书生，但“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经过一番偷龙转凤、阴差阳错后，与家大业大的高小姐弄假成真。情事败露后，高家长辈初以怨怼待之，未几将错就错，终而青眼有加，倾力培养钱青这位青年才俊，帮助其成功致仕，也为自家女儿博到了“泼天富贵”。 　　（二）伦理优先：张扬人伦序位的写作主旨 　　因受到礼教传统的严重压制，社会组织的构成因素实际上乃是无数对自身命运无法自主的“小写的”个人，他（或她）永远处于族权、祖权、父权的多重统制下，呈现出典型的工具性特征。相应地，在情爱事件中，尽管男女之间会自动生成强烈的情欲冲动，但当此种冲动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降温并最终面临礼教传统尤其是伦理关系的考验时，曾经的山盟海誓、花前月下便会立即支离破碎、化为乌有。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为例，该篇目堪称三言文本体系中的另类，有别于宋元话本贯用的创作套路（恩爱始终的情感模式、四平八稳的情节脉络、完满团圆的喜剧情结），《杜》绝少说教气、八股气和廉价的美妙结局，多的是令人切肤啮齿的宿命感和沉郁难解的悲壮感，而女主人公杜十娘正是这宿命感、悲壮感的生动化身。尽管她与李甲男才女貌，不愁温饱，本有可能成为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但其最终竟难逃被旧爱抛弃、转卖的命运。究其原委，除了男权中心说、性格软弱说、世态炎凉说之外，我们应从李甲对杜十娘情感变化的各个阶段中看到伦理机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第一阶段，离“家”千里，情比金坚：李甲是在北京结识杜十娘的，此地与其故乡绍兴之间路途遥远，使独身一人的李甲暂时摆脱家族的羁绊，获得了释放情感的自由空间，誓与杜十娘共度余生；第二阶段，离“家”越近，情若苇草：在偕同杜十娘返乡的路上，李甲对爱情的态度明显动摇，甚至坦言“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寡言少语，一再落泪；第三阶段，“家”在眼前，情断义绝：李、杜乘船至瓜州（在今扬州市南）时，徽商孙富看出了李甲郁郁寡欢的根源，借助“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的伦理说教摧毁了李甲对杜十娘仅存一息的温情。事实上，与其说孙富的“成功”有赖于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