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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欠缺对检察办案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日益强化,口供收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刑事办案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从对内涵和特性的认识出发,结合分析“口供欠缺”产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影响,对刑事办案实践尤其是检察办案提出一些粗浅的对策和建议。 　　 　　 一、口供的内涵和作用 　　 　　我国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法定的证据, 其中第四种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口供。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的有关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 　　口供一直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其对发现案件真相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知晓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他所作的真实的有罪陈述,可以直接、全面地反映出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时间、地点、参与人员、造成的后果等犯罪构成方面的情况;他所作检举、揭发、举报同案人员犯罪嫌疑的有关陈述,可以帮助司法人员了解犯罪的形成、分工和实施犯罪的具体过程;他所作的关于无罪或者罪轻辩解的事实根据和申辩理由,可以为司法人员寻找真正的嫌疑人和探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新的线索,避免贻误时机和冤害无辜;他所作的揭发检举陈述,可以反映其犯罪的形成、分工和具体实施犯罪的全过程,也可以从中探明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认罪态度和思想状况。 　　 　　 二、“口供欠缺”的原因和影响 　　 　　“口供欠缺”应当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刑事审判的过程中只作无罪、罪轻的辩解,拒绝作有罪供述或者供述不完整、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的事实情况。当前,“口供欠缺”案件日益增多是客观现实,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犯罪嫌疑人自身认罪悔罪态度等主观因素,也有诸多客观因素。 　　一是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加之犯罪嫌疑人的错误认识,是导致“口供欠缺”案件增多的重要因素。刑事诉讼办案各部门,利用长期积累的审讯经验,成功办理了一起又一起案件,但与之相伴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那就是对于“口供”和依靠“口供”建立起来的证据体系的严重依赖。如同医学领域中病毒的抗药性一样,犯罪嫌疑人在一次次审讯的搏弈中积累起足够的抗审经验和能力,这些经验和能力通过“口口相传”,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如“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等反侦查反审讯“技巧”。这些言论被少数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奉为圭臬,成为他们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金玉良言”。 　　二是刑事诉讼程序不断规范,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口供欠缺”案件上升的势头。犯罪嫌疑人对于法律的威慑力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强制措施和刑事处罚的不确定的心理畏惧。而基于这种心理畏惧所形成的威慑力,外加犯罪分子希望得到“从轻发落”的内心期盼,使他们到案后能够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而就检察机关反贪查案而言,侦查部门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强制措施的运用程序越来越规范,错误运用强制措施的责任追究也越来越严厉,我们在运用强制措施时不得慎之又慎,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口供收集的难度。 　　三是审判前拒供后果和风险的“弱化”也是导致“口供欠缺”案件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准自首”情节认定的引入,如规定“如实供述罪行的有效时间,原则上应以一审判决前为限。”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乃至整个诉讼过程中,均可采取拒不供述的应对态度,而在实际接受处理时却并未因此承担相应的后果和风险。审判前拒供后果和风险的“弱化”,使得犯罪嫌疑人对于“交代”和“拒供”所带来刑事处罚的落差感受并不明显,一些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预期提高,这也使犯罪分子到案后更多地选择“拒不供述”来逃避法律制裁。 　　在以往的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因此,“口供欠缺”案件的出现和增多,必将给侦查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一是收集证据的难度加大。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需进一步盘查核实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来收集证据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收集证据的难度随之加大。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将因证据不足而被放弃追诉。 　　二是认定犯罪的证据要求更高。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口供往往是整个证据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司法实践看,刑事案件在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时,一般都要求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便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而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相对比较困难。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办案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