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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跨居理论对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指导意义 　　[摘 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边疆地区往往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也是跨国界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有效解决跨国界民族问题是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本文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跨国界民族“和平跨居”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跨国界民族因素，并指出了“和平跨居”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和平跨居 边疆民族地区 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彭朝荣（1983-），白族，男，云南大理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研究生；施晓东（1983-），男，彝族，云南普洱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何德勇（1982-），男，四川广元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一、跨国界民族“和平跨居”理论探析 　　跨国界民族“和平跨居”理论是马曼丽教授在其1995年出版的《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对研究跨国界民族及跨国界民族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对跨国界民族问题的解决和跨国界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和平跨居”理论对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在它的基本含义和必要条件（或衡量指标）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争议，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和平跨居”的基本含义 　　马教授当时的提法是“应该提倡跨国民族与所在国各族的‘和平共居’，即与母国同族‘和平跨居’，反对总想把他国同族所居住领土、资源攫为己有，并入己方而引起争端”。她认为“和平跨居”的含义至少应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自愿保留母国同族的民族特征和民族认同的条件下，努力作为所在国的一个成员，为所在国的经济繁荣发展、国家富强安定作出贡献；第二，与母国同族发展各种关系，以促进母国与所在国的区域合作、睦邻关系和友好交往为目的，以沟通双方联系、消除各种隔阂和误解为己任，成为维系“和平跨居”的各方国家间的纽带；第三，在特殊形式下，可以自愿同化于所在国，或回归母国，双方有关国家应保护跨国民族在无压力、无外国干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而避免矛盾冲突[1]。马教授对“和平跨居”内涵的界定比较接近“和平共处”原则精神，倾向于一种政治上的要求，一种国家关系上的原则。 　　在实践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上，周建新教授对“和平跨居”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深化。周教授指出：“同一文化的跨国民族，长期往来互动，彼此相安，不因为内部有着不同的国家认同而相互仇视；也不因为内部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联系而诉求联合，进而向国家权威挑战。他们彼此与周边各民族友好往来共生互助，文化上彼此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态机制。他们对自己所在国有着良好的归属感、依附感、荣誉感、安全感。这就是和平跨居的基本内涵”[2]。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跨国界民族的文化属性出发，强调跨国界民族内部及其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关系。周教授还认为，“和平跨居”应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跨国民族互动关系，“和平跨居”关系既可以指一个跨国民族内部分布在不同国家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一个地区的所有跨国民族的总体跨居关系。 　　（二）“和平跨居”的条件或衡量指标 　　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政治要求，还是自然形成的跨国民族的互动关系，“和平跨居”都有其重要的形成条件与衡量指标。马曼丽教授曾提出：“和平跨居”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跨国民族的所在国与母国均以“和平跨居”作为相互国际关系的准则，如果有一方觊觎跨国同族生活的领土，则另一方必须有稳定而强大的国防力量，制止对方轻举妄动，保卫己方跨国民族生息的土地和己方边疆，同时不能忽视民心、人民的力量；二是“和平跨居”还需要所在国与母国有足以使各自的跨国民族生存发展的良好生活环境、有足以使跨国民族感到可信赖和可信任的政权、有足以使其留恋的平等和睦的民族关系。显然，这两个必要条件是从国家层面而言的，强调的是国家在促进跨国界民族“和平跨居”过程中必须发挥的控制和保障作用。 　　不过，马曼丽教授和冯瑞女士在另一篇论文《论发展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中又对以上两个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她们提出“和平跨居”的两个必要条件是：“首先，跨国民族各所在国要善于制定切合本国国情的、能团结凝聚不同民族与族群的政策，营造出足以使各自的跨国民族留恋本国故乡的治安良好、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环境；并有足以使其感到可信赖、可依靠的政府与公仆；有足以使其能安居乐业、日益致富的平等和睦的周邻民族关系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条件。其次，跨国民族是一个兼有文化与政治内涵的特殊族体或族群，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必须在政治上与各所在国保持政治文化的一致，即在与同族保持文化认同的同时，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