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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代性”的现代性 　　〔摘要〕 从中世纪神学一统天下挣脱出来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消解“神圣形象”的“上帝的世俗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哲学通过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使现代性之“主体性的自由”在观念上得以确立。但现代性在消解“神圣形象”的同时，又确立了“非神圣形象”，人刚摆脱“神圣形象”的统治，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的统治，现代性还只是“半截子”的现代性，它仍未完成。而真正使人摆脱“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双重异化和统治，最终获得自由个性彻底解放，正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 　　〔关键词〕 中世纪，神圣形象，非神圣形象，“超现代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6-0021-04 　　同为美国现代学者，贝斯特和科尔纳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家， 〔1 〕100而伯曼则指出人们通常不把任何种类的现代性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2 〕20在现代性问题上理解马克思而出现的“悖论”，一方面关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代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说明现代性问题仍然在马克思思想大炮的射程之内。说到底，这实际上关乎的是“何种现代性”和“谁之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现代性及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内在而超越关系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是把握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也是理解马克思“超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一、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性的“观念论”确立 　　现代性的诞生是相对中世纪神学来说的。漫长的中世纪是上帝的时代、信仰的时代，是宗教神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中世纪遵从的是先信仰后理性、先上帝后自我;主张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和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而现代性则与之相对，主张先理性后信仰，先自我后上帝;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现实幸福;反对专制主义，追求天赋人权;反蒙昧主义，追求理性自由。在此意义上，中世纪是“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是“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所以，现代性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的死亡”;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舍勒所认为的“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精神，“实用价值”转换和颠倒了“生命价值”。因此，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消解“神圣形象”的“上帝世俗化”过程，也即人之自由个性的确立过程。 　　从中世纪神学一统天下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近代哲学，其本质就是上帝自然化、人本化和精神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又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过程。所以，在反对神学、追求人之自由的意义上，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逐步完成了对上帝“神圣形象”的“准宗教式”的观念论批判，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精神独立。但这一批判和独立，也仅仅是停留于思维和精神领域，最多只能算是一场现代性启蒙的“思想的革命”，现代性仍然漂浮在半空中。下面我们仅以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为例，具体阐释近代哲学对“神圣形象”的消解和现代性的“观念论”的确立。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所谓“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确实动摇甚至取代了“上帝为自然立法”的绝对和神圣地位，在认识论领域保证了人的思维和精神的独立性和可靠性。所以，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中，人的理性已经取代了万能的上帝。但康德这一“认识论革命”，主要是通过对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本身进行硬性地“划界”而实现的。康德把认识对象二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又把认识能力三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和知性各自拥有作为自己认识工具的先天“直观形式”和先验“概念范畴”，在现象界能够获得普遍、必然、有效的客观知识，而理性什么也没有。在康德看来，我们的认识（感性和知性）只能把握现象界，而无法把握现象背后的物自体。当我们的认识（理性）借用感性和知性的工具去把握物自体时，就出现了“二律背反”。但康德认为，物自体本身没有矛盾，而是我们的认识本身出现了矛盾，即理性滥用了知性的先验范畴去把握物自体所致。由此，康德认为物自体（宇宙、上帝、灵魂）不能被“认识”，只能靠“信仰”来把握。在此意义上，有人说康德前门把上帝送走，后门又迎了进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就是说，在康德这里，现代性作为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只是在认识和观念领域中被确立了起来，还尚未深入到现实社会生活领域，还只是一种“半截子”的现代性。上帝还在信仰的天空留有地盘，还未彻底世俗化和现实化。所以，还在上大学时，青年马克思就认识到康德只是在天空飞翔，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而康德没有完成的任务，是由德国古典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