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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现代价值 　　摘要：“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源于先秦时期，发展到秦汉时期上升到法律层面，并在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形成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有所保留，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存续发展，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一大特色。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亲亲得相首匿”制度被视为传统封建文化的糟粕，被冠以“以礼乱法”的象征，因此在祛除封建糟粕的法律改革中被彻底废除。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在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再次出现，也是司法体系的又一新的突破。 　　关键词：亲亲得相首匿 合理性 借鉴意义 入律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4-0059-02 　　一、“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概念与内涵 　　《论语》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指，当自己的子女犯罪的时候，父母可以为了让孩子逃避法律的追究而藏匿子女的罪行，当父母犯罪的时候，子女也可以为了让父母不受法律的制裁而藏匿父母的罪行，这些道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产生出了中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又称为“亲属相隐”或“容隐制度”。“亲亲”是指在特定的主体中，即发生在亲属这个特定的身份之间；“首匿”是指行为，即互相隐瞒、包庇罪行。所以，“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就是在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包庇或者隐瞒犯下的罪行并且不受到法律追究的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内涵如下：第一，互相隐瞒亲属罪行，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比照正常犯罪减轻处罚，告发亲属罪行的人，要受到处罚，并且被告发的亲属还可以从轻处罚；第二，亲属有犯罪行为的，不能出庭作证指认亲属的犯罪行为；第三，情节性质特别恶劣的犯罪不适用该制度，例如十恶罪行及其他威胁现行统治的罪行，亲属之间不得互相隐瞒。 　　二、“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伦理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亲亲得相首匿”制度似乎并没有在社会人的心中存留太深的印象，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该制度的存在，但是一旦提起“大义灭亲”，人人都能高谈阔论。在理论上，二者更像是一?N此消彼长的关系，表面上“大义灭亲”仿佛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深入探究人的本性，这种提倡的主流真的是人心所向吗？ 　　在当今社会中，大义与亲情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国家希望人人心中充满着正义，为构建社会的良好风气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人性却让我们选择亲情，毕竟情感是人类的本性。可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义灭亲是社会的主流，认为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正直的标准，国家不仅在道德方面大肆提倡，还通过法律规定来强制选择大义灭亲。例如《刑法》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犯罪。从法条中我们发现，只要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其隐匿，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包括我们最信赖的家人和亲友。 　　诸如此类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剖析中国传统的法制体系后我们发现，有一种制度得以解决，那就是“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纵观古今中外，在任何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都将这一制度规定在相关法律当中，来体现国家或者法律的人情礼义，使得大义和亲情得以两全。在东方，“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由孔子提出一直被统治者所重视，并由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和完善，是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特点；在西方，最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有类似的看法和相关法条的规定，柏拉图就曾通过苏格拉底向世人转达，对亲属间相互告发的行为不予认可。并且在罗马法中也有许多关于“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体现和相关记载。法国著名学者孟德斯鸠曾经在《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中，以盗窃者为例，认为其妻或子揭发盗窃行为，违反人性与伦理，主张法律应适度容忍亲属之间的包庇隐匿行为。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总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性质下被不约而同地提出。任何问题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当然清楚这种选择可能会放纵违法分子更加为所欲为，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给抓捕惩戒工作带来困难，但是这种选择是人心所向，为亲属所犯下的罪行进行隐匿和包庇，这种行为是人之常情，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可能会有人说，这种做法太过感性，但是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呢？是会选择包庇隐藏还是报警抓人呢？如果你选择第一种，那么就会有更多人与你作出相同的选择，这就是人性，扩大来说，这就是社会的伦理道德需求。如果让亲人互相检举揭发，肯定会破坏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亲情与信任，使得人性逐渐丧失道德，这不仅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是一种人性的自然选择。将“亲亲得相首匿”上升为立法，这代表着法律对亲属之间相互隐匿包庇犯罪的行为予以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