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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迁移综合症伦理分析 　　摘要：由于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变化，特别是官员被贬职或离退后，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主体自我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矛盾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行为主体陷入新旧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行为主体的道德认知若得不到调适，就很可能会患上“官员迁移综合症”。要想根治这种病，就必须得多管齐下。 　　关键词：“官员迁移综合症”　道德认知　诊断　治疗 　　 　　1　“官员迁移综合症”的形成 　　 　　所谓“官员迁移综合症”，即“官瘾”，就是指官员在官职流动过程中，由于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变化而对新旧善恶观念、价值体系的贯通、融合或升降等异动情况产生的不适应的症状。特别是官员在降职或离退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主体自我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矛盾，使得行为主体陷入新旧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常常表现出紧张、忧郁、烦躁、不适应等症状。若这些症状得不到及时的消除，就可能导致角色冲突甚至角色崩溃。 　　“官员迁移综合症”是主体先前的道德认知结构与后继的认知元素发生冲突，而主体又不能在道德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自身的道德认知结构，使善恶观念发生新的异动而形成的。主体道德认知的不协调，通常表现为以下三种状态。 　　 　　1.1　道德责任的不协调。指由于先后两种道德认知水平的迥异，新的道德关系要求减免道德主体的道德责任。从身居要职到降职甚至削职为民，从前呼后拥到离退休后的失落孤独，落差之大，道德主体一时难以适应，就有可能出现道德认知不协调的情况。 　　 　　1.2　道德权利的不协调。指的是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从评价权到被评价权，从监督权到被监督权，从“司令权”到“士兵权”等转变过程中，道德主体的原道德认知根本无法接受新的被动的道德权利。做惯了“裁判”来做“运动员”，一时怎么也难适应；特别是“裁判”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与“运动员”被动的接受权极大的反差，况且“运动员”的待遇与“裁判”的无法比，这给道德主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的失落，这样就会发生道德认知的不协调。 　　 　　1.3　道德规范的约束力的不协调。道德规范由律他到他律的转变，致使道德主体心理严重失衡。支配与被支配，节制与被节制发生对抗性的冲突。原有的道德认知与新的道德规范之间的不相容，致使主体产生强烈的道德认知的不协调。 　　由是，道德主体在短时间内无法运用道德迁移，通过自我调节来达到和谐。道德主体陷入新旧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逐渐地形成了“官员迁移综合症”。患了这种病的主体，若不及时矫正，往往会引起许多心理或生理并发症，给自己与家人增添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2　“官员迁移综合症”的诊断 　　 　　引发“官员迁移综合症”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因素等。其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所造成。 　　 　　2.1　制度本身的缺陷。我国现阶段官员升迁制度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务员招聘制度，招聘标准为“任人唯贤”。但由于是选拔而不是选举，往往带有很大的官方主观性，使得招聘的公平性大打折扣。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往往导致蛮横武断、党同伐异，甚至是“顺者昌，逆者亡”。而选拔出的官员往往是只对上级负责。另外，官员评价制度的失范易造成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如“新官上任三把火”现象泛滥。部分官员为了片面地捞政绩，盲目上项目，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甚至趁机搞腐败。评价的失准，造成了过错反而变成了政绩。一身正气的好官反而得不到好评价，得不到升迁反而受排挤，造成他们道德认知的严重不协调。特别是官员权利制衡制度的缺失，更容易导致这种病的发生。在位时，呼风唤雨、前呼后拥；不在位时，“门前冷落鞍马稀”，人走茶凉。先后两种道德认知落差之大，主体实在难以承受，难以协调，心理的严重不平衡，很容易导致“官员迁移综合症”的产生。 　　 　　2.2　官员伦理价值的错位。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领导的管理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所以为官者应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本位的影响，“父母官”在我国行政领域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部分官员分不清行政到底是为民还是为官。上自中央，下到地方，我国的官员都被称作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如“严父慈母，再造神州――开国时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幅献给孔繁森的挽联写道：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如日月行空；抚孤恤贫爱民胜子似甘霖济世。这是对干群关系的严重误解。这样造成了他们居高临下、居功自傲的心态：更造成为官者为官服务而不是为民服务的行政倾向。把自己本分的职责当成了“爱民”、“惠民”；把“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看成了“施恩”与“被施恩”的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作风，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变成特权，以权谋私，大搞腐败。一旦这种特权丧失，主体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