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皂象征背后启蒙思考.docVIP

肥皂象征背后启蒙思考 　　摘 要：《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同时是鲁迅写作《野草》的内心矛盾时期。文本立足于启蒙视阈下，借助“肥皂”的双重象征意义，解读小说中鲁迅对启蒙的可操作性与悲剧结果的深刻思考，以及在希望与绝望间的矛盾挣扎。 　　关键词：肥皂；象征；启蒙；矛盾 　　《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后收录于《彷徨》。对《肥皂》的分析，大多针对四铭这一人物，或批判其虚伪扭曲性格，或讽刺其封建卫道士身份，或借以揭露国民劣根性。关于肥皂的象征意义，温儒敏在《的精神分析读解》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小说进行解读，认为它“带有相当的实验性，甚至可以认为这是鲁迅的‘实验小说’。鲁迅的目标是要以潜在的‘性心理’活动为主线，写一篇纯粹的精神分析小说。”[1]所以肥皂象征四铭对乞讨女的“性幻想”，之后他买肥皂、回家后斥责妻儿、与何道统卜薇园拟征文题目都源于四铭的封建道统与内心情欲的矛盾驱动，鲁迅借此揭示封建道统的虚伪，批判旧思想。这一说法对肥皂的象征意义做出合理阐释后，未在思想层面进行分析。鲁迅曾说《肥皂》“自认为是他的最好的小说之一”，[2]而穷尽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改造与启蒙的鲁迅不会把这样一篇小说纯然当做精神分析的实验品，所以有必要回到启蒙视阈中思考其深层意味。朱崇科在《隐喻的潜行与破解_鲁迅精读》中对肥皂的象征及隐喻意义深入分析，认为肥皂作为一条主要线索，联系四铭的物质精神分析，隐喻了中西方文化位次的升降、更迭与融合，以及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民族寓言，并预示着现代性的可能胜利趋势及对传统男权中心的复杂渗透与削弱。[3]作者站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解读，与社会连接紧密，但有脱离作品产生的文化氛围和时代环境之感，前者解读于今有益，若要理解鲁迅的深刻，仍需联系其启蒙性来思考。[4]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评价鲁迅为“提倡启蒙，超越启蒙”，[5]这样的概括简练而准确；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分析《野草》的结论是失望与希望之间的矛盾，[6]基于此番理论，重新思考《肥皂》一文中“肥皂”意象，它应有两层象征意义：对四铭而言，是性心理的象征；对鲁迅而言，则象征着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以启蒙为主题的西方文化。而整篇小说，是鲁迅在提倡启蒙之后，对启蒙的可操作性和现实结果做的深层又矛盾的反思，它远在启蒙之上，显示出鲁迅独到的超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思考，使鲁迅无法摆脱绝望与矛盾的内心纠结，始终在“抵抗绝望”的孤独与悲凉中。 　　毋庸置疑，受尼采哲学“上帝死了，个体醒觉并解放，一切价值需要重估”的影响，鲁迅一生都在极力倡导启蒙。耳濡目染时代的个体与社会悲剧，鲁迅深知不启蒙无以自救与救亡，所以肥皂作为一种具体的西方舶来品与西方文化符号，无疑是被接受的。继而他还想到，群众怎样接受、是否真正接受了？间中又折射出国民怎样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与启蒙的矛盾能否解决？ 　　从启蒙的对象分析，《肥皂》中接受启蒙的人可分为以四铭为代表的封建旧文人、学程为代表的青年人、四铭太太一众与启蒙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四铭在早期曾支持过新文化运动，但很快就变了态度，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用处，简直坏处众多――“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与四铭同样的还有何道统、卜薇园等人，互相称呼“道翁”、“薇翁”，言语间尽是之乎者也，他们曾极力提倡新文化运动，但讽刺的是，启蒙蜻蜓点水般掠过他们的视野，初期被提倡更多是附庸风雅的传统心理所至，而非真正对新文化的接受；可悲的是，启蒙过后，他们组织活动予以反对，做起“挽颓风而存国粹”的征文，并以移风文社命名――新文化运动同样是“移风”（移除旧风），而四铭等人却是在力拒新风，最初的启蒙转变身份成为四铭等封建文人维护旧文化的催化剂，这是充满悲剧性的反讽。鲁迅立足于此，深谙四铭诸人的文化心理，并无意进行讽刺或批判。面对现实无所不在的矛盾，乃至启蒙的陷阱，他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挣扎纠结，心下黯然又奋力前行，在否定又否定的反复中思索启蒙的可能性。 　　作为被启蒙的另一类人，学程是接受过西方文化、“学过英文”的年轻一代，但命运仍被父亲左右――每天被要求练八卦拳，进“中西折中”的学堂源于四铭的安排，他没有丝毫新青年的独立自主精神，身受的教育无论中式还是西式，实质是四铭这样的封建文人的惯常行为，所以学程注定了仍是四铭的后继者。而四铭在买肥皂时遇见的年轻学生，竟用英文嘲笑辱骂他，这是对人性劣根和启蒙无效的真切展示：原应用以自强的武器变成了自戕的工具，启蒙复又成为让人怀疑的话题。《拿来主义》中，鲁迅阐明对待外来文化的取舍态度，即“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经选择后拿来的定是有利于自身发展进步的事物。《肥皂》中的结果却是学了外文的辱骂词语，再用其嘲笑同胞，而四铭买肥皂的过程并无异议。这是怎样可悲的启蒙结果。 　　四铭太太可说是附庸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