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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重构运动 　　内容摘要：2000年以来，在国外企业公民身份的研究中掀起了一场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重构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相关学者既不满意企业界所提出的“有限的企业公民身份观”，也不满意学术界所提出的“等同的企业公民身份观”。所以，以伍德和罗格斯顿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试图引入政治哲学的公民身份理论来重新解读企业公民身份概念。概念重构运动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分别形成“类公民论”和“类共同体论”。尽管概念重构运动开启了企业公民身份研究的新篇章，但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关键词：企业公民身份 政治哲学 概念重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公民身份”（corporate citizenship）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企业界首创的术语，美国企业界极力倡导用其取代过往在企业伦理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术语―“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公民身份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相关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尽管从字面上看，公民身份是典型的政治哲学概念，但企业界与学术界最初在解读企业公民身份概念时却从未引用政治哲学理论作为依据。上述情况在2000年以后发生变化，以伍德和罗格斯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引入政治哲学理论来重新解读企业公民身份概念的内涵。关于这场运动为何会出现，在这场运动中相关学者又提出了哪些观点，应当如何评价这场运动，这些就是本文接下来将依次探讨的问题。 　　概念重构运动的缘起 　　这场概念重构运动缘起于企业界与学术界围绕企业伦理建设话语权爆发的冲突。参与概念重构运动的学者既不满意企业界对企业公民身份概念的初始设定，也不满意学术界对企业界做出的理论反击。 　　伍德与罗格斯顿认为，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企业公民身份”，都是美国企业界摆脱政府管制和舆论监督的权宜之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有关劳工权益保障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严厉管制措施的相继出台，美国企业界试图通过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来摆脱政府干预，维护企业的自治权利。其中所蕴含的逻辑是：如果企业缺乏相应的道德觉悟，不能自觉地在生产经营中对社会公益给予关注，那么政府当然有施加管制的必要；但如果企业具备相应的道德觉悟，不仅不侵害公益而且还能够为推进公益做出“自觉”的贡献，那么政府当然就没有必要施加严格的管制。不过，伍德与罗格斯顿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通胀危机、自由市场理念的复兴、里根和撒切尔所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苏东剧变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理念丧失了对企业界的吸引力，并最终被“企业公民身份”取代。根据伍德与罗格斯顿的分析，企业公民身份能够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主张企业所应履行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优先于企业的个体私益，这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对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相较而言，企业公民身份却将企业的个体私益视为根本价值。在企业公民身份的视角下，企业关注社区发展的善举只能是企业基于功利计算做出的自由选择，不应具有任何强制性。这使得企业公民身份与新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兼容。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实践中难以落实，企业的社会绩效也难以实现量化评价。相较而言，企业公民身份理念将企业所应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由整个人类社会缩小至当地社区。由于关注的范围相对有限，这反而使企业社会绩效的衡量与评价变得更加容易，企业公民身份理念也因此显得更具可操作性。第三，企业社会责任由于没有设定明确的边界，导致企业的批评者借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随意给企业添加额外的责任义务。相较而言，企业公民身份由于将企业的个体私益视为根本价值，因此倡导一种企业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馈社会”的道德立场，这无疑让之前应接不暇的企业更容易接受。总之，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被企业公民身份所取代，“承担责任变成了功利选择，履行义务变成了爱心施舍”。 　　玛顿、科瑞恩以及查普认为，传统的企业伦理观念总是试图在规范性层面告诉企业为什么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开展志愿性的社会参与。在实践中，上述旨在给企业添加更多责任的理念都存在执行上的阻力，而这种阻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在西方大行其道而不断增强。在新的意识形态条件下，“道德或慈善责任的判断不再是以道德价值或社会责任为准绳，而是以对企业利益的预期为准绳。”随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逐渐变成了一种“长线投资”，传统的企业伦理观念进入90年代后终于为“企业公民身份”所取代。玛顿、科瑞恩以及查普认为，企业公民身份概念之所以能够取前者而代之是因为：第一，企业界对于传统的企业伦理观念一直都抱有怨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代表的企业伦理观念都把企业置于道德亏欠者的地位，于是批评者就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