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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 　　摘 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获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辽宁省125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1）在最近3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1.3项村级公共产品；（2）邻里关系越和谐、以往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越高、“一事一议”后期管护越完善、村干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越强，提供的村级公共产品项目数越多；（3）没有发现农户人均纯收入和户数对村级公共产品提供项目数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村级公共投资；零堆积负二项回归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5-0155-06 　　引 言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村级公共产品提供的重要制度保障，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但是，目前对该制度是否促进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仍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该制度能够揭示农民对村级公共产品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筹集资金不足的问题，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贡献却很小[1]。那么，随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于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政府和学界亟需科学、严谨地评估该制度是否促进了村级公共产品投资。 　　其实，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一事一?h”筹资筹劳开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学者认为，村庄人口密度越大，村民之间的沟通越方便，村庄熟人社会特质越明显，村民之间的合作越容易形成，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越多；村庄规模越大，户数或村民小组数越多，户均“一事一议”筹款却越少，“一事一议”组织协调人员参会成本可能越高，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越少[2-3]；此外，集体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庄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上级政府财政支持资金的支持力度，所以越富裕的地区，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开展的项目数越多[4-5]。 　　“一事一议”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村民对于建设公共产品的意见容易达成一致，但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大量迁移，后代未必能享用投资后的公共产品，因此留守人口不愿意进行大规模投资[6]，导致筹资筹劳困难，因此，“一事一议”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没有显著地影响[7]。而更多学者认为，“一事一议”制度对增加村级公共投资项目数具有显著地影响[8]，尤其是对生活性公共产品的投资影响更显著[9]，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10]，这种效应的发挥依赖于村委会民主选举[11]。尽管已有文献分析了“一事一议”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但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与“一事一议”制度存在较显著的不同，前者的参与人不仅涉及到村民和村干部，还涉及到县级及以上政府。 　　随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推广，科学严谨地评价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文献仍较为缺乏。已有文献多从理论上证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完善了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机制[12]；提升了村民和村干部参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同时提高了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13-14]。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看，目前仅有李秀义一篇文献，实证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村级公共产品的影响，该文献采用福建省调查数据，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促进了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15]。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采用大规模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投资项目数的影响；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零堆积的负二项回归方法，使得研究结论更准确；第三，本文使用最新的辽宁省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为已有研究结论提供更多证据。 　　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运行机制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实质上是一个三方博弈的过程。该现象可以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来分析，本博弈涉及到三个参与者：政府、村干部和村民，即政府的支持、村干部的决定和村民表决之间的博弈，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参与者策略的选择有时间先后顺序，只有先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之后，上级政府才进行财政奖补，因此为贯序博弈。此外，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博弈嵌套在上级政府对村级政府之间的奖补博弈之中，表现为嵌套博弈。 　　上级政府的行动策略是：“奖补”，即不同村之间开展竞争，或者“不奖补”；村干部的行动策略是组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或者不组织；农户的行动策略是参加“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或者不参加。 　　对于村民而言，在“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