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罚原则一事再思考.docVIP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一事”再思考 　　摘要:学界长期对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存在多种学说,但讨论多着墨于事实层面而未引入价值层面。试借典型案例及相关资料从行政权目的出发对相关学说提出反思,并提出“一事”合理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权目的;行政违法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7―0132―02 　　 　　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确立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成为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亮点的同时,也在实践认定中争议重重。据有关调查,在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案件,而在这些案件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诸多概念的实务认定困难尤其突出。例如,2008年重庆市开展的“安全生产大督查”中,渝中区某食品加工厂的生产车间便因食品生产问题同时被渝中区卫生局、工商局以及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争议就此发生。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论梳理及评析 　　1.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容。《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原则的设立是为了规制在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重复罚款、多头执法的现象,防止滥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体现过罚相当精神。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同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任何行政机关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行为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的罚款应折抵罚金。该原则予以特别限制的是行政机关的罚款处罚行为,因此对同一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给予罚款的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证照等其他处罚措施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上述原则内容的理解学界并无二致,争议焦点集中于如何对“同一个违法行为”即“一事”界定。 　　2.界定“一事”的现有学说。目前,学界相关学说基本如下:法规构成说认为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一类同一性质的法律法规即构成“一事”。对同一行为被不同性质法律法规规制的构成法条竞合,由最先处罚的机关行使罚款处罚权[1]。四要件构成说认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应类同于刑法的犯罪行为构成。一个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应包括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 [2]。三要件构成说认为一个违法行为的构成仅应包括主体、客体、客观方面。此外,还有认为其构成仅包括主体、客观方面的二要件构成说[3]。 　　不难发现,上述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都只着眼于其起点而未明确其终点,因此在实践中都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以该领域经典案例――超载货车被交警查获为例。一超载货车在路口一被交警查获,该交警对其进行罚款但并未要求其卸载超载货物。货车行至路口二时又被交警查获,再对其进行罚款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依照上述理论都很难明确界定超载货车从路口一行至路段口时是否构成一个新的违法行为。 　　第四种观点似乎可以解决这种矛盾。该观点在确定行政违法行为的起点时赞同三要件构成说,同时认为应当以该违法行为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为判断该行为终结的终点[4]。但事实上,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以此为标准将导致以罚代管的弊端,并在实践中使一事不再罚原则名存实亡。同样以前例为证,依此观点则超载货车在某路口接受罚款后继续超载前行即构成另一违法行为,则下一路口交警对其罚款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这个过程中货车的同一个违法状态持续存在,却人为地被划分成多个违法行为,不符合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对此笔者将在后文详细阐述。 　　3.“一事”在行政权目的论下的再思考。纵观诸学说,鲜有以行政目的论为角度进行的论证。笔者以为,在行政权目的论缺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讨论都仅仅是就事论事,在抽象行为层面上进行的界定很难得出与立法本意相符合的标准。其他学科的界定标准固然可以提供有益借鉴,但若将其生搬硬套地拉入行政法领域,则等于放弃了行政法研究自身的指针。行政权目的论是指引行政行为运作的价值标杆,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对行政行为的运作进行科学地规范,对行政法律规范予以合理地解释,使其符合民主、宪政的要求。 　　对行政权的内涵,学界有不同观点,存在着“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说”等多种学说[5]。但任何学说都未否认行政权的根本目的包括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在此大前提下,行政处罚权的行使目的也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为归依,行政处罚行为“应被看作是政府在公众参与下所作的为社会提供安定秩序的服务行为” [6]。行政处罚权不是一种单纯的主权者对被管理对象进行管理、制裁的权力,而更多具有服务性质,它的根本目的之一尽快恢复被侵犯的社会秩序,同时警示潜在秩序违反者。马克思曾语:“我只是由于表现我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收到立法者的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