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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倦的理论求索 丰硕的研究成果 　　陈育宁教授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是历史专业，1967年毕业，1968年离校到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初正式分配工作。当时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正常从事专业工作。但在鄂托克旗基层工作的十年中，他并未完全放弃专业的爱好，特别是在鄂尔多斯这样一个极具民族和地域特点的地方，有许多历史文化现象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并注意收集和积累。1980年。他被调至刚刚恢复重建的社科院，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开始。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他一直和民族历史、地方文化的学习、考察、研究没有脱离，从而形成了他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其中和学术研究直接相关的工作有两段：在内蒙古社科院和宁夏社科院工作共13年（1980-1993年），在宁夏大学工作至今（包括退休后）共13年，两个13年。即使在其他岗位工作期间，相关的专业调查、课题研究也未中断。虽然一直担负着领导职务，但从思想上和自己的时间安排上，始终给学术研究保留一定的位置。这一点从未动摇过。 　　回顾几十年来的学术活动，陈育宁教授主要是在三个领域作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一，鄂尔多斯学研究 　　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陈育宁在鄂托克旗工作期间，在文化仍然封闭的情况下，向蒙古族朋友曹纳木、热喜等调查鄂尔多斯蒙古族风俗、鄂尔多斯婚礼，并写成书稿，拍成电视片。在他面前，一下子打开了鄂尔多斯神秘的历史大门。原来在当时贫困、干旱的荒漠背后，有着如此丰富多彩的宝藏，这些宝藏从此牢牢地牵住了他。从那时起，至90年代末，从对鄂尔多斯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到收集积累资料、了解历史进而进入专题研究，特别是在他接触了蒙古史这个大背景后，更深刻认识到鄂尔多斯所具有的历史典型性，增强了深入研究的信心。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一是梳理这个地区的历史线索，首先把历史演进变迁的脉络搞清楚，这是地区史、民族史研究的基础，编写了《史话》等；二是抓住几个重点问题深入探讨，如民族关系、沙漠化演变、成吉思汗葬地、田清波、鄂尔多斯蒙古风俗、近代抗垦反洋教等，对这几个重点问题的深入了解，也就对鄂尔多斯地区历史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有了较完整的认识。围绕这几个问题，先后发表了若干篇论文。 　　第二阶段从2002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至今。陈育宁因工作关系，他对鄂尔多斯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减少。此时，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朝鲁和鄂尔多斯市领导的重视和倡导下，为深入开发利用鄂尔多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邀请陈育宁教授参与，提出创立鄂尔多斯学，建立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这就给了他研究鄂尔多斯“梅开二度”的机会。但这次研究，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鄂尔多斯学的研究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包括从古到今的纵向内容，也包括文化、经济、政治、民族、生态等横向内容，以及从纵、横两方面提炼归纳出的鄂尔多斯学的几个核心问题，从而使对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研究，上升为地方学的一个品种，创建了鄂尔多斯学。这一切，奇朝鲁会长功不可没。奇朝鲁会长的文化意识、执着追求、倾力奉献和团结精神，以及紧紧依靠专家委员会的办会思路，是鄂尔多斯学及研究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吸引陈育宁、激励陈育宁的力量所在。这期间，陈育宁教授参与了《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概论》的设计、编写、审定，参与了多次地方文化的研讨等活动。 　　可以说，对鄂尔多斯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陈育宁教授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起步之地，是基础。是鄂尔多斯的蒙汉族领导和朋友们给陈育宁提供了研究和实践的条件，使他走上学术道路，而且是不同于经院式研究的道路，是紧密结合实际、面对实际需要而去研究的道路。这一点，对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教学工作甚至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育宁自己也认为，他的学术活动有一点较突出的地方，就是鄂尔多斯使他学会了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他能坚持参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活动、支持和配合奇朝鲁会长工作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鄂尔多斯及鄂尔多斯的蒙汉族朋友们充满感激之情。 　　第二，民族史学理论研究 　　陈育宁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以来，经常遇到并引起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史研究的许多问题，需要理论观点的概括，也需要理论观点的指导。由于中国民族史是一个有着自己鲜明特色、且庞大复杂的学科体系，一般性的史学理论难以全面准确地解释民族史上众多宏观和微观、共性和个性、规律和具体的问题。民族史学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需要从一个个专题的讨论，推进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于是，他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先后主持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概论》课题的研究。但进入这个领域后才深深感到，建立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是需要达成共识、多学科配合、多力量合作、长时间坚持的一项工作。 　　2003年，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