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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经典与义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浙江金华赤松黄大仙宫承办的“道教的经典与义理”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4月23－26日在浙江金华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浙江、江苏、吉林、广东、台北等地道教协会的道长，共计50余位学术界和道教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和道教界人士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现将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综述如下： 　　一、关于道教经典与教理、教义。王卡研究员《敦煌本的传世经纬》一文，就王明先生在《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版后记》中提出关于影印的田中氏藏《古写本抱朴子》就是罗振玉《抱朴子校记》中所说的皖江孔氏旧藏敦煌本的疑问做出了探讨，详细分析了敦煌本《抱朴子残卷》的传世过程，并证明了王明先生在文字校勘中的发现是正确的。姜守诚副研究员的《版本的文献学研究》，对国家图书馆及北海分馆保存的十三种版本的《三元经》中篇章结构、扉画造型、文末牌记等内容予以比对和分析，初步研判其成书年代当在明正统十年前后至景泰四年这八年间(至多上溯二三十年)。《三元经》成书后迅速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在传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文本形式的大转变：即由先前的“繁本”逐步过渡乃至定格为“净本”。这次文本的转型当介于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至少历时百年之久。当然，《三元经》“净本”出现后，无论从其内容抑或文字等方面亦在不断增衍。姜守诚认为研究《三元经》版本之演变，对于理解《道藏》、《续道藏》编纂及明清道经有着积极意义。郑开研究员《坐忘论)研究：道教心性学的视野》，力图自道教心性学的角度或视野，从理论知识与实践智慧之间、佛道理论交会切磋的张力中透视和把握《坐忘论》的理论贡献。其认为司马承祯及其《坐忘论》的思想脉络纠结缠绕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一是延续了重玄学以来的、善于汲取佛学精义的理论风尚，又自觉运用《庄子》中蕴含的义理予以点化；一是更加注重将高妙的抽象义理与具体的修行实践相互融通，从而赋予了“坐忘”以新的意味与意义。这两个方面相摩相荡、交互作用，恰恰构成了道教心性之学的内容与特征。戈国龙研究员《性命双修语境下的“性命先后”问题》一文，指出在内丹学性命双修的系统工程中，修性与修命之间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内丹学修道工夫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性命先后关系的不同看法与不同主张，往往体现了内丹学各宗派不同的修炼路径及其特色所在。该文主要检讨“先命后性说”与“先性后命说”的真实意义，再综合研究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与内在贯通。指出从内丹学性命双修的全体过程上，修性与修命都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修性与修命成为一个连续的链条。两者最后都是要走向性命合一。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之说而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命先后问题的解释不仅与性命二者的轻重、缓急有关，而且与修炼者的根器有关。先性后命对应的是利根人的顿悟，先命后性对应的是钝根人的渐修。岑孝清博士《道教经典及其义理臆说》，认为对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讨论，可以从“一”与“多”、“常”与“变”诸范畴进行。无论是经典、义理或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一”或“多”、“常”或“变”各有内涵，但其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的。无论如何，在文化现象的表现上可以简要说成：经典是一元的象征物，义理是多元的可能性。这样的内涵是丰富和深刻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确立中国特质的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系统学问，任重道远。 　　二、关于全真道的研究。张广保研究员《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以石刻、方志材料为中心的考察》，以详实的材料深入分析了全真教宫观在明代的传承谱系的形成，指出在明代中期以后，王常月中兴全真龙门之前，中国大陆从陕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西、云南等地都有全真教龙门派道徒在活动，其地域跨度之广，超出传统道典的记述。这些龙门派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彼此之间并无密切联系。因此传统道典，例如《金盖心灯》构造的以王常月为代表的龙门正宗的传承谱系只能代表一宗的状况，无法反映龙门派整体全貌。相反的所谓龙门正宗起源的历史年代可能相对较晚，如此为了竞争，他们才要构筑一个较早的传承世系。赵卫东副教授《全真道“三州五会”命名的内丹学义蕴》，认为王重阳给“三州五会”命名并非随意，这五个名称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金莲、玉华、三光、七宝、平等这五个名称，与内丹修炼有关，它们都是通过内丹修炼而达到的目标。五会名称不仅是内丹术语，而且还是内丹修炼过程中所证得的境界，且都与光有一定的关联。“玉华”、“金莲”、“三光”、“七宝”四者，是修炼过程中的阶段性的景象，还是有象之象，而非无象之象，但“平等”却不同，它是超越于所有有象之象之上的无象之象，是更高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一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