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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渔阳里结识陈独秀 　　1920年3月，20岁出头的浙江青年俞秀松与他的好友施存统来到上海。他俩因在浙江第一师范就学期间从事学生运动，出版《浙江新潮》这本刊物而被学校开除。他们想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探望一些师长朋友，然后从上海坐船去广州，投靠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这一天他们来到居住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国民日报》主编戴季陶那里，碰巧遇到了陈独秀。 　　其实陈独秀也不过刚来上海，他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搬了过来，居住在离戴季陶住所仅一步之遥的老渔阳里2号。他们俩兴致勃勃地接待了俞秀松与施存统，仔细聆听了被陈独秀称之为“可爱可敬的小兄弟”的叙述后，陈独秀提出让他们俩留在上海，协助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于是俞秀松与施存统都暂住在戴季陶的寓所。由于身体原因，施存统一面养病，一面帮助戴季陶编辑“星期评论”。而俞秀松除了编辑工作，每天还要到虹口的原生铁厂做工，进行社会调查。晚上还要去小沙渡路工人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工人俱乐部，一面教工人识字，一面进行调查研究。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1920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寓所举行了成立大会，俞秀松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22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年纪最轻的俞秀松，受陈独秀委派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9月又在这里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俞秀松任秘书负责具体事务。依照陈独秀的安排，俞秀松是要回浙江去筹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著名历史学家、《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考证：陈独秀始终认为，“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在条件不成熟时，先建团，后建党”，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的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见《陈独秀全传》258页）。这些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无一例外，几乎都参加了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而俞秀松却突然消失了，而浙江杭州青年团的筹建成立也是在一年以后1922年的4月才完成的。 　　那俞秀松究竟去哪儿了？原来他是受陈独秀的委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极其重要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总部设在莫斯科。它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负责指导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规定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晓得，它与中国一大召开的日子，相距仅一个月。那么处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将派谁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呢？ 　　第一位最合适的代表是张太雷。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他不仅是“五四”运动天津的学生领袖，而且是李大钊在北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负责指导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向李大钊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名成员到该书记处工作。李大钊考虑再三，派张太雷前往就任中国部书记，成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他赴莫斯科参加大会顺理成章。 　　当张太雷还在伊尔库斯克工作时，第二位代表俞秀松已经抵达了莫斯科，他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当时从上海赴莫斯科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赴海参崴，然后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至莫斯科，一路上军警盘查，土匪袭扰，险象环生。陈独秀考虑再三，决定由俞秀松参加过少共国际二大，紧接着就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了。 　　那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中共是否还派遣了第三位代表呢？一种说法第三位代表是杨明斋。最主要的佐证是1921年10月4日杨明斋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与陈独秀一块儿被捕，他是在向陈独秀汇报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情况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以及中共党员包惠僧与柯庆施。陈独秀这次被捕轰动一时，影响很大，于是外界也顺理成章地认为杨明斋作为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了。 　　其实不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杨明斋就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地区打工，并在十月革命前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0年他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来华进行革命活动的。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之一，他的确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但应该是工作人员，而绝非是中共的代表。 　　另一位被普遍??作中共代表的是瞿秋白。瞿秋白确实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他写下了多篇文章，介绍在俄国，在莫斯科发生的情景。6月17日，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国近百个组织上千名代表和工作人员，苏共中央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道：“广大的旷场几千赤军，步马炮队，工人军事组织，共产党军事训练员，男工、女工、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