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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社会史视角 　　[摘要]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割裂的时代。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可以纠正以往研究的缺失，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引入到现当代史的研究，这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 　　[关键词]“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　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4―0072―05 　　 　　近些年来，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蔚然成风。不同学科因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结论，但多学科的共同关注无疑会推动研究的深入。稍有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研究，历史学却基本因袭传统的框架，难有突破，这是近年来学界普遍感受到的问题。而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检索多年来对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不包括一般性著述)，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模式。自20世纪40年代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50年代初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撰写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以重大事件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以章节体形式撰写历史。几十年来，以《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命名的数百部著作，更多的是不同类别的诸多教材，大多陈陈相因，难脱此框架。公正地说，这样的历史著述为人们认识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亦曾在革命和建设中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但这些著述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却缺少血肉。革命史和党史毕竟不能代替全面的完整的历史，除了政治还有经济，除了革命还有生产，除了斗争还有生活，除了中央还有地方，除了领导层决策还有基层百姓的众生相，历史本来就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画卷。 　　二是海外学者有关人类学、社会学的著述。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数量虽有限，但大都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著书立说，自有其人类学、社会学的特色。迈德尔(Jan Mardal)夫妇1962年即深入陕北柳林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为时一月有余的田野调查，1965年在美国出版《一个乡村的报告》，1973年又出版《中国：继续的革命》，以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与生产的真实画面。韩丁和柯鲁克夫妇则以观察员身份直接参加根据地土改，分别成就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1]。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2]两部纪实性作品。1991年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eidman)等人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3]，这是一部在十余年田野工作基础上多学科专家合撰的社会人类学著作。该书考察的重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河北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但理论视觉和基本判断已与先前的成果迥异。未能直接进入内地乡村的一些海外学者则利用口述资料撰写了这方面的著述，代表性的有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4]等。此类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在亲身经历或口述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某一村庄的革命进程进行人类学式的描述，韩丁就觉得自己的作品“无论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像一部记录影片”。但中国的村庄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数量极大，而“真实的”是否即是“全面的”?况且，尽管是亲身的经历和大量的田野工作，海外学者的关注点和了解到的面毕竟有限，其到底能做到多大程度“同情的理解”?这些都是后来研究者不断追问的问题。 　　三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著述。美籍华人黄宗智继“过密化”、“内卷化”理论后又从“表达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农村历史，认为中国革命应视为1946～1976年的30年社会结构变迁，正是因表达与实践的距离和这种距离的不断加大才导致了“文革”如此的政治运动[5]。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6]借助自己家乡浙江北部联村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档案资料，试图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解释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活的实践逻辑。阎云翔的《私人社会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7]以自己生活和调查的黑龙江下岬村为个案，细密地讨论了一个普通村庄的个人及情感生活，是一部典型的乡村民族志著作。清华大学郭于华等人则注重对口述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他们对陕北农村妇女在50年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相关探讨。另外，近年来有关专题的论文不断发表。此类著述均以资料见长，或档案，或口述，或田野，或综合，尤其注重理论探讨，值得学界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