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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抽象合理性分析 　制度设计要出于人的普遍本性。人是有差异的，多数人符合经济学中所假设的“经济人”，但不排除一些人有巨大的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但是，在制度设计中要从“利己论”出发，而不能从“利他论”出发；要从“性恶论”出发，而不能从“性善论”出发。我们赞成思想教育的积极意义，但制度设计不能寄希望于思想教育。欧洲谚语说得好：“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制度设计要尽可能地使一切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减少人们实施机会主义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合理性是个评价概念。某一对象是合理的，抑或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都是相对于某一评价标准而言。一个对象的合理性评价有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是否符合规律，二是是否符合主体的目的和利益。符合客观规律，这取决于“把握客观规律的程度”和“控制客观规律的程度”①；符合人的目的，这体现出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由于合理性是人的活动的特征，具有浓厚的价值性，所以“符合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是首要的，比“符合客观规律”更重要。但追根溯源，符合客观规律又是合理性的根本，因为如果主体的目的不符合客观规律或不具有现实的客观性，那么它便在原则上是不合理的。 　　于是合理性可鉴定为：某一对象是合理的，指的是它符合或不违背某些统一的、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原则和标准既反映客观规律，也体现表征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例如认识活动的合理性，根本上在于是否有助于达致真理性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有效应用。对“社会成员”的范围，合理性虽然总是力图扩展到全社会，但实际上却不可能完全做到，而常常限于某一社会共同体内部。不过，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因素，经过反复，会为全社会成员所普遍地认同。 　　“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其本性是追求私利，是以利己为原则的。早在200余年以前，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已经提出“经济人”的原始含义。他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在力图引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②显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惟一不变、普遍的人类动机，所以“经济人”的“理性”体现为是否出于利己的动机而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经济人”虽然经过几代正统经济学家的努力而最终得以摆脱中世纪社会价值观的束缚，但不曾免除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的非议或批判。而“经济人”抽象发展过程，却正是源于对这一抽象批评力量的推动。纵观以往对“经济人”的批评，以其视角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伦理视角；二是非现实性视角；三是人的本性视角。大部分的批评者自以为在这几方面论证了“经济人”抽象的合理性。 　　 　　一、伦理道德的合理性 　　 　　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抽象，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③。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易于把“经济学家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历史学派通过对伦理价值的强调，达到限制乃至消解人的自利倾向的目的。他们认为只有以“真实的人”取代“抽象”的经济人，才能使经济学派成为真正的致用之学。从伦理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经济人的“非人格化”，致使微观经济学功利化，虽然它作为一种分析经济资源配置的理论体系为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作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却无力解释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对他人和社会承担某种责任。 　　人们责难“经济人”抽象地把人化为“纯粹的一束欲望”，化为惟利是图的抽象人，无人性善、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把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本身，以至使人尊严扫地。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冰清玉洁，但实际上，这种对待经济问题伦理主义倾向，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不利，对真实地理解和规范社会现实也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