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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研究的意义 　　从１９８２年笔者写下第一篇研究丁玲的论文《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迄今已有２１个年头了。这些年，笔者的主要精力一直用在鲁迅研究上，丁玲研究只不过是由此引出的一个副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笔者鲁迅研究的深入，是对鲁迅精神遗产在现当代命运的再探讨。关于鲁迅的意义，人们已经说了很多，笔者在不同的文章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做过不尽相同的表述，但最能代表笔者观点的，还是在笔者不久前出版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一书中说过的话：“在中国历史上，鲁迅这个名字可谓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消亡，现代知识分子的面世……一句话，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由腐朽转向新生，由传统转向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思想观念和传统文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中国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出多种概括，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人学观念的变革。 　　整个中国文化缺乏对个人的关注、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特别是缺乏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尊重。在中国文化辞典中，没有个性主义的概念。每一个中国人都无可逃遁地生活在以伦理、权力织就的天网之中以及以天理为纲的天网之中，他永远只是这网中的一个目，而不是可以捕获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个人追求的独立的网，不是独立的自己。诚然，中国文化讲究修身，讲究养性，讲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①，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讲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③，中国文化也确实塑造出了苏武、包拯、文天祥、海瑞这样代代相传的文人志士。但是，这仍不是独立的自我。中国文化经典中的“修身”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并受其严格制约的，修身的目的还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不管包拯、海瑞多么正直无私、刚正不阿，也逃不脱笼罩在头上的皇权的控制。真正独立的自我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必须有现代法制的保障。不论是苏武还是包拯抑或文天祥还是海瑞，他们都还是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志士仁人尚且如此，遑论芸芸众生。这就是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人学。中国人学从本质上说是伦理学，而且是被政治化了的伦理学。这样的人学只能培养大大小小的奴隶，而不能造就有独立主体的个人。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相循环的历史④。然而也正如他所强调的，东方已经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⑤。于是我们看到了２６岁的鲁迅在异域他乡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直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园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而兼其二，则中国岁以萧条。”⑥“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巅，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⑧年轻的鲁迅以其锐利的目光和灵敏的感知，把握到了当时占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将个性主义介绍到中国。虽然由于时代还没有给他的个性主义呐喊提供充分的条件，加之当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人的个性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还没有找到将个性主义移入中国文化的切入点，使他在２０世纪初发出的这一激越呐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不论对他个人思想的发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这呐喊都是至关重要的。 　　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总是认为它的主题、它的思想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其实这一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陈独秀一开始最为强调的还是“科学与人权并重”⑨。他之所谓人权，主要是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他特别强调人的精神觉醒，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⑩。他把这称为“伦理的觉悟”，他认为这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彻底之觉悟”[11]。与陈独秀相呼应，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自由；谈人权平等、人的价值平等；谈学术独立、教育独立；谈女子解放、贞操问题……而这一切，其核心都是对人的启蒙、对人的呼唤，呼唤人的觉醒，呼唤个性解放，呼唤人格独立。这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鲁迅。辛亥革命后陷入深深痛苦和绝望的鲁迅一开始并没有立即投身《新青年》阵营，但他一旦答应友人的要求以《狂人日记》开始那石破天惊的呐喊，便以他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在这深刻的批判中彰显出他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彰显出他的新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