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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数字背后的组织文化分析 　　【摘 要】近些年来，中央连续多年就厉行节约三令五申，不断调整部署，意在刹住奢侈浪费之风，实实在在地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来，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三公消费带来的巨大的财政挥霍让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到政府的形象。本文以近年来三公消费的数字为依托，从组织文化的思想、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继而提出对策缓解三公消费数字逐年增加的现状，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关键词】三公消费；组织文化；监督机制 　　2009年2月，中央就曾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八项要求。201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坚决反对腐败、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习近平2014年1月14日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提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因此，三公消费问题成为了刻不容缓、急需政府解决的问题。 　　自2014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相当严苛”的公务消费文件规定，吃、住、行、游无一例外不受限制，但是随着各地财政预算报告的出炉，各地财政预算并未出现大幅度的下调。以下将从三公消费数字背后的组织文化视角进行分析： 　　一、三公消费数字背后的组织文化分析 　　（一）行政组织文化定义 　　行政组织文化作为组织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持久影响行政组织主体的行政心理、行政行为和行政倾向的总和，包括行政组织思想、行政组织制度和行政组织心理。 　　（二）行政组织文化 　　1.思想性的行政组织文化 　　社会的开放与自由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生活中的行政主体矛盾且困惑。而伴随着社会市场化而来的金钱崇拜，更以不可阻挡的凶猛势头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在利益、诱惑面前，往往出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同时价值观念的混乱必然引起信念危机，是行政人员对自己的组织不再认同，对自己的工作失去热情，从而导致其他形形色色的不良文化现象。比如“三公消费”问题，我们有公车管理的制度，也有公务接待的制度和学习培训、出差出国等方面的规定。但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官员总能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应对中央下达的各种文件、规定。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风太盛，就发一个规范公务接待宴请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出台禁止公款旅游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在处罚的力度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长此以往，文件、规定越发越多，就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 　　2.制度性的行政组织文化 　　行政组织制度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行政主体的规程和准则。它作为一项管理制度，有一系列的原则构成，这些原则是行政组织的定向因素。贵州省省长慕德贵坦说过，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公款消费背后还是一种分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项目管理体制。如果新年一开始就能把钱分出去了，“谁还来找你跑部要钱啊”。“项目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科学的研判机制和分配机制，谁带头制止三公谁倒霉！” 　　除此以外，监督机制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我国，监督主要来自于党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三公消费”方面，除了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把各个行政部门的“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权切实落实到人大上。更重要的应该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外诸多经验已证明，来自民众的社会监督要比来自上级的管制有用。但是我国群众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首先政府的信息还未做到完全的公开，群众很难了解到政府政策，收益、开支，政府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其次，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公益诉讼渠道，群众不愿意通过正式的方式与政府人员进行交流、沟通，但是非正式的渠道仍未得到广泛的利用。最后，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没有认识到与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缺少宣传与激励。惟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财政和行政部门为自己牟利的偏好，让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用于公众的福利。 　　3.心理性的行政组织文化 　　（1）行政动机：行政动机是指公务员以愿望、兴趣、理想等形式表现出来，引起公务员行政行为，维持和指引这种行为去满足一定的行政需要并导向某一种行政目标的心理过程。 　　行政动机可以分为积极动机和消极动机。积极的动机有利于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对其实现行政目标具有及其重大的意义。但是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作为公务员，一般性的生理以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