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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格权理论演进下的性质分析 　　[摘要]我国民法未规定一般人格权，但一般人格权制度在我国人格权的司法实践中已实际存在。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明确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对于构建完备的人格权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的性质认定，回顾人格权的发展历程，详细梳理关于一般人格权性质的学说的基础上，得出一般人格权应作为一项框架权，是一系列人格利益的集合体，具体人格权是其特别表现形式。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司法实践；性质；框架权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092-03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列举式保护人格利益的不足，目前大部分国家通过修宪、民法修改、判例、特别法等方式对一般人格权予以确认。但我国学界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争议较大，这对于该权利适用界限的厘清，行为人对该权利的预期以及其与具体人格权关系的认定等影响甚巨。因此，通过剖析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梳理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及其性质的学说以明晰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是引入“一般人格权”概念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构建我国的人格权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定 　　虽然我国学者对是否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争议，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具体列举加一般概括相结合的规范方式确定了其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在列举各项权利之后，使用“等人身权益”的表述。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兜底条款（一般条款）”，也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虽未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但该表述能够发挥“一般人格权”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也将“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独立受案事由，在审判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谢某等诉金堂仁爱医院、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就是其中的典型，具体如下： 　　原告谢某之父于2010年11月29日因心脏病到被告金堂仁爱医院住院治疗。2010年12月10日，被告周某（系金堂仁爱医院保安人员，居于医院内）的岳父刘某到金堂县医院治病后在周某处留宿，次日上午下落不明。2010年12月13日下午，群众在金沙街发现一老人躺倒死亡。周某赶往现场，匆忙辨认即签名确认死者为刘某，并将尸体火化后安葬到刘某老家。12月14日，原告到医院发现谢父未在病房，其在寻找过程中知悉13日下午一老人于金沙街倒地死亡，要求比对死者与谢父生前照片，公安局确认该死者即为谢父，而周某的岳父刘某已被救助站送回。2011年1月9日，原告把谢父的骨灰启回，随后安葬于其老家。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法院认为行为人在认领遗体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错领并擅自处置死者遗体，侵犯了死者近亲属基于与死者生前特定身份关系所享有的精神性人格利益，该人格利益属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及第22条中的“人身权益”范畴，故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0元，经济损失3500元。 　　本案法官在裁判理由中对《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2条规定的“人身权益”进行扩张解释，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之外，概括保护了其他应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人格利益，以弥补列举式保护方式的缺陷。由此可知，本案法官认为一般人格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补充，是一项补充权利。随后，该案作为典型案例被选人《人民法院案例选》中，表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法律适用的认可。但我国司法机关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定虽然有助于保护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应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人格利益，却不能发挥一般人格权的解释和概括的功能。 　　二、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 　　“对制度的理解，必须联系它所产生的时间、地点。”因此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分析应联系人格权以及一般人格权理论演进的具体背景。人格的概念肇始于古代法，人格权体系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建立与发展完善的，其中一般人格权确立于现代民法。 　　（一）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 　　人格的概念发源于古代罗马法，但仅指民事主体。虽然在其后的发展中，罗马法关于保护生命、身体、名誉等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人格权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但其并未提炼出人格权的理论。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平等自由理念的影响，在法典中将人法独立成编，但却未对人格权进行具体规定，因为其立法者认为“生命、自由、尊严”等的人固有伦理要素比权利的重要性更高，因此不能规定为与物权、债权等同等的“权利”。在德国，萨维尼认为人格权不应规定于法律中的论断引发了学者们对是否承认人格权的讨论。但由于萨维尼的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处于统治地位，《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亦受其影响，认为权利不能控制人或者其自身，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中，只以列举方式对公民的姓名权等具体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可见，德国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