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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输入后中国现代史学之走向 　　[摘要]胡适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深远，它不独在“拉近”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心理差距、扩大现代科学方法的感召力、吸引学术界更多人士自觉接受现代逻辑方法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它提示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参照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注重外延性拓展的新思路，由此直接开启了从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的重视田野考察和现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史学发展新路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一现代史学建构路线理论上也存在一些弱点：一是混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特别是把“近代史学”的工作范围牢牢框定在史料学的领城，以致限制了历史视野及其研究事业的合理拓展；二是模糊了传统考据学(朴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学术界对传统方法的自觉改造和更新意识。 　　[关键词]科学方法现代史学 胡适傅斯年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3-0113-09 　　 　　西方“科学方法”的输入，是推动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大动力，其内涵非止一般的技术手段，而实涉及整个治学理念和路向问题。故考察其对史学的影响，亦当从更为广阔的发展背景与态势着眼。方能有深切的了解。本文之作，意即在兹。 　　 　　一、从胡适的两篇“科学方法”专论谈起 　　 　　自20世纪初粱启超在学术界公开揭橥“新史学”之帜，中国史学便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最初史学界对“科学”理念的接纳，多偏重于新史观特别是运用进化论重新认识和诠释历史方面，而非一般的方法技术手段。这从粱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汪荣宝等人有关新史学方法的介绍、讨论及初步实践中可窥一斑。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人们对西方整体文化的了解逐步深入，始对其方法论层面的内涵表现出较为自觉的关怀。而胡适对“科学方法”的极力倡导和实践示范，便在这―学术风气的转换中起了十分显著的引领作用。 　　胡适一生发表过许多有关治学方法的专论，其中对现代史学走向形成直接影响的，似以《清氏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两文最可注意。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虽前后相隔近十年，但讨论的却是同―主题，内容也表现出相当的连贯性。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文始作于1919年8月，至1921年11月方最后完成。其要旨是，现代科学的发达。使“科学方法”已成为“―切实验室的公用品”。所谓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相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按照这―标准，“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文中广搜证据，指出朴学所包含的文字、训诂、校勘、考订诸学，从方法上看，无不体现出“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特征，而“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朴学能取得如此令人心服的成就，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然而，这样的结论总不免给人带来一个疑问：既然三百年来的朴学精神和方法与现代西方科学一致，何以时下中国的科技却与西方形成如此大的差距?于是，胡适又在1978年11月发表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对此作了补充。他认为，治学的方法固然重要，“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的不同”。必须看到，朴学与西方科学的方法虽同，使用的材料却全然不同，并指出： 　　顾氏(炎武)、阎氏(若璩)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最大的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巳。实物的材料无穷……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 　　在上述专论中，胡适强调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确认了清代朴学的精神与方法和西方科学本质上完全一致。关于传统学术中含有科学因素的问题，胡适早已有所关注。还在美国研习哲学期间，他就通过比较，“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近之处”。在191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又主张从中国古代非儒学派的学说中去“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1919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故》围绕着国故和科学问题展开了争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