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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遮蔽下顾城诗歌研究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顾城以其诗歌的童话色彩引起人们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顾城诗歌的研究，还是多着力于童话特征的分析。本文通过对顾城诗歌的相关研究资料的梳理、评价，来揭示童话一词对顾城诗歌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童话 顾城 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7)08－90－02 　　 　　顾城是当代中国诗坛上一个非常特殊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高举“自我”的大旗，以《一代人》成功地入主诗坛，但他随后却转而以一个孩子的身份“我是一个(悲哀、任性的)孩子”频频说话。于是，人们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童话诗人”。123岁、童话，这两者的衔接足以说明人们对其前景的难以猜解，而多年之后的突发事件，更是肯定了人们的忧虑，“童话”误人！只是，37岁的成人如何能死于“童”话？我们实有必要对这一见解作以深入探究。?? 　　 　　一、“童话光环”?? 　　 　　回顾事发之后的波波浪浪，“童话”显然是一个及其显耀的词眼，且被视为导致他最终的悲剧结局的的致命因素。对此的研究可分而观之，其一，从整体着眼看“童话”，将之理解为人生的一种“理想”境界。在《一个童话的终结》一文中，张颐武将顾城的死纳入当代文化的语境中研究，指出“他的杀人和自杀说明着‘新时期’话语的边缘和极限所在，说明着我们80年代所承诺的天国的乌托邦的幻觉性质。”张将诗人的“童话”定义为80年代之理想的“乌托邦”，比起当时陷于事件之中，态度欠缺冷静的批评文章，颇有一定的深度。但“80年代”的定语有些强加，时代转折中顾城的求索要远远远超过了这些。对此，唐晓渡在《顾城之死》一文中做了更为周到的表述：“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乌托邦”恐怕都是，或者说不能不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纬度，不能不是诗和诗人存在的依据之一。”唐认为：“顾城正是从这一原始角度，以其独特的方式――即便是‘错’的方式――深刻触及了时代和诗的复杂母题。”此说颇为有力地指出了顾城诗歌的独特价值。其二，大多学者都侧重从“童话”的具体枝节着手把握顾城诗歌。其中，张捷鸿的《童话的天真》一文值得重视。此文是张在《童话诗人：别无选择的定位》和《童话的迷惑》两篇基础上，再次着力而成。文章从诗人创作的心理机制、童话王国的三维空间、以及童话王国对诗人的局限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诗人一生的诗歌创作，系统全面周到。此后从整体着眼论述的文章，如《一个纯真脆弱的童话世界――论顾城的诗》、《从独唱到合唱再到独唱》、《从迷恋到迷失――顾城及其营造的童话世界》、《他乡的悲怆(上、下)――顾城的诗和死》，大都难出其言筌。此外，还有一部分论文从“童话”所呈现的美学角度对顾城的诗歌做了阐述。像吴晟的《顾城诗审美心理结构三模式》，林平乔的《顾城诗歌美学风格成因初探》与《顾城诗歌的纯净美》等，加上他们的分析补充，对顾城诗歌的“童话”特征的研究已然十分完备了。不过，问题也出现了。?? 　　 　　二、“童话”带来的困惑?? 　　 　　的确，对于顾城及其诗歌而言，“童话”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可是，在这个的定语的前提下，面对顾城的后期的诗歌创作(指《颂歌世界》以后的诗作)，我们不得不陷入失语的困惑。于是，我们说顾城“江郎才尽”了。早在1986年的《顾城的童话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一文中，陈宁就指出顾城诗歌的危险走向，若是“只唱自己的歌”，诗人终将被时代抛弃。对于顾城后期我行我素的诗歌创作，有学者以“文本自恋”的“象牙塔”解说之；有学者干脆直截了当地批评其诗泉已经干涸，“没有内容，消沉颓败”，所谓的“出口所章”(顾城自诩)不过是毫无色彩地隔日黄花”。而张捷鸿虽然看到了诗人此阶段诗作一些外在特点，如倾向于“自然”，但他观点与旁人无别：“同不与现实妥协一样，不与自然妥协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品质。”言外之意，并不看好其后期诗作。唐晓渡则戏言顾城在“试图用，或者说重新发明了一种李商隐的‘锦囊’方式把它们转化为诗，但那些断断续续的、高度私人化的意象和诗句显然不再能够提供灵魂的慰藉，他无法为之心安。”或许，唐在这里看到了诗人后期诗歌一面，但先入为主的否定态度决定了他无法深入主题。在《他乡的悲怆》一文中，李正光提出此时期的顾城诗歌“其本身意义已经不重要或不存在了。存在的或是重要的是其哲学意义。”相比而言，倒是早期的陈仲义较为负责，他将顾城此阶段的诗作(指《颂歌世界》)称作“与世界并行的微型结构”，并概括了其特点：“诗不再是主观情思朝外作对应性投射，也不是自意象去寻求象外之旨，它有意瓦解受理性潜在制约的逻辑框架，不表现或转换，或递进，或承接的‘过程’，而仅仅显示某种关系而已。似乎毫无关联，互不沟通的句子不再是链条和链条中的环节，而是一个即生即灭的自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