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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调解行为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摘要】本文从一个真实的仲裁案例入手，分析了上市公司在仲裁调解时的顾虑。文章通过分析认为，调解是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调解行为并不影响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应通过相应制度的建立使公司董事以“追求公司最佳利益”为取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关键词】仲裁调解；经营判断规则；公司最佳利益 　　仲裁中的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在国内商事仲裁实践中广泛应用。仲裁中的调解对上市公司而言，可能涉及放弃部分现实利益，这种现实利益的明示放弃如果被视为是公司的“重大行为”，股东势必会以影响到其作为投资者利益的实现为由，以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来否定调解程序。但某种情况下，应用调解程序对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上市公司的调解行为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本文以一真实的案例为基础，从分析上市公司调解行为的性质出发，强调了调解行为是公司独立意思的表示，是经营行为的一种，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司董事在调解行为中的义务与责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市公司调解行为对投资者利益的实现及最大化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亲历过这样一个案件：A公司为本案申请人，系国有企业。B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系上市公司。B公司已获得某项目的政府立项。由于某些政府因素，AB两公司合作，将原本在B公司名下的土地及工程立项转让给A公司。两公司签订了《房地产项目转让合同》，约定B公司负责本合同项下项目土地出让手续的办理，并将该项目项下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A公司名下，承诺本合同项目土地的法律手续清楚，土地证合法，无土地权属纠纷，无任何与土地相关联的一切债权及民事纠纷。A公司需支付对价XX元。合同签订之后，双方开始履行。由于该土地原本为国有划拨性质且项目土地上仍有历史遗留问题，B公司为促成该合同的履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配合A公司开发。后A公司顺利完成项目开发，所建商品房如期预售并销售一空。尽管在业主办理“两证”时遇到了延期的问题，但在B公司的斡旋之下全部办理。 　　合同履行至此，A公司发现该项目的土地证一直没有办理，便直接分割为业主手中的“小证”，便以土地证未交付为由，向B公司主张权利，要求赔偿A公司无法用土地证抵押获得资金的损失，否则将按照合同约定提起仲裁。B公司得此消息，立即成立协调小组，在提起仲裁之前与A公司进行协商，愿意以其他形式放弃部分应收款，阻止该争议进入仲裁程序。A公司在协商过程中发现有利可图，不断提高要求，导致谈判破裂。A公司提起仲裁。 　　进入仲裁程序后，A公司提出人民币800万的仲裁请求。B公司报请董事会后进入仲裁程序，随后提出人民币500万的仲裁反请求。 　　仲裁庭经过审理发现，本案具备调解结案的前提。A公司虽然提出了800万的仲裁请求，但是依据不足，损失均为间接损失。在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均如期办理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与否对合同目的实现影响不大。B公司提出的反请求主要为应收账款及逾期支付利息，但是，土地使用权证未交付确属违约行为。以此为基础，仲裁庭做了大量工作，双方基本认可了运用调解方式结案。 　　然而，在最终的调解金额和结案形式方面，B公司遇到了困难。B公司为上市公司，本案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议，经过会计师审计，将500万应收账款统计为盈利，并已经向股民公布了年度财务报告。任何在500万以下的调解，都与财务报表不符。B公司称：根据上市公司披露制度的要求，调解书要向股民公布，董事会无法向股民交代。与此同时，A公司也开始接受国资委的财务审计，被要求尽快处理该纠纷，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A公司的调解意愿降低，调解幅度也相应缩小。本案的调解工作陷入僵局。 　　在僵持两年之后，本案在双方当事人的强烈调解意愿下签订调解协议。协议中，当事人均表示对仲裁庭充分信任，“由于涉及到政府规划、公司股份转让等一系列行政行为和公司内部商业秘密，双方一致要求仲裁庭以裁决书的形式了结争议。裁决书采取简化的形式，不涉及具体损失金额的计算，不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直接由仲裁庭总揽、综合双方诉求，裁定给付主体，给付金额、给付方式以及仲裁费用的承担”。仲裁庭对此种争议解决方法进一步探讨，最终决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直接裁决。裁决书做出之后，双方对裁决结果均表示满意。在本案中，上市公司在“调解结案”与“承担责任”之间左右为难，以这种形式解决争议，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市公司的调解行为可能涉及放弃部分现实利益，这种行为是否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冲突。 　　二、上市公司调解行为的性质 　　对上市公司而言，进入到仲裁调解程序后，调解行为是否属于需要股东大会表决的“重大行为”。很多时候，调解是为了双方当事人的双赢，但其中必然包含着某一方的妥协或让步，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