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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的政商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 　　【内容提要】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本文旨在理解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种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发展,重点考察了中亚国家政商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模式的内容(由代理人的偏好及其相对权力决定)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 政商关系制度的性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中图分类号】D73/77.36.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057-(14) 　　 　　一、前言 　　 　　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为了理解政商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需要有合适的理论框架。本文将以两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提出一些分析工具。 　　就乌兹别克斯坦来说,由于该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私有化并且限制外资,在经济政策决策领域似乎没有明显的私人利益。所以使用“企业利益”一词时要多加小心。但即便如此也有例外,甚至在中央集权的国家经济中,企业和官僚之间(或者主管企业的官僚和主管政府部门的官僚之间)也会有博弈存在。与此相反,哈萨克斯坦的商业集团规模和影响力都异常巨大,这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政商关系的一般性结构进行分析,然后考察其对经济活动发挥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 制度的性质、制度的不一致性。最后,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商关系的特点作出简要分析,并将其作为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分析。 　　 　　二、制度的性质和制度的一致性 　　 　　一般说来,政商关系的模式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干预企业(包括国有和私有)经济决策程度的正式规则;二是政府、官员和商业团体之间的非正式的相互依存。在研究方法上有两种途径:一是关注政商关系的内容,从总体上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的因素,二是考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之间的矛盾,将其看作官员和商家各种动机的来源。由此看来,政商关系模式的正式和非正式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值得分析思考。下文将表明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 　　分析政商关系的内容最好从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人的理论框架开始 。该框架假设政治制度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导致了参与制度建设过程的各类社会集团得到不同的政治权力,既有事实上(de facto)的权力也有法律上(de jure)的权力。这些权力差异引起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并反过来决定了资源再分配和经济活动的变迁。因此,制度的关键要素是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和相对权力。制度是否稳定与实际权力(de facto power)的分配有关:即现行制度框架内,较成功的行为者在经济制度的设计方面也较有影响力,也更能够再造其地位。但该理论没有排除社会中的政治变革。 　　因此,政商关系的不同模式可以按照阿西莫格鲁的方法来定义,即根据企业或政府行为者的不同的实际权力,由政治制度和资源禀赋来决定。用各种制度和要素禀赋来解释不同的博弈权力非常有趣。由于本文分析的政商关系比较薄弱并且不正规,因此后文将主要关注事实性权力(事实上,企业界影响政府决策的法律权力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或者作用极小)。为了区分不同的政商关系模式,本文直接分析了权力的不对称性,因为这有助于将众多的制度行为者结构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变量。但是,企业界与政府行为者之间的权力不均衡理论又要求简明,因此,本文不涉及过多的公司和政治行为者,而是关注较小的特权利益集团(例如,大公司、银行和总统行政部门)。 　　尽管理解制度变迁的动力也会有助于本文的分析,本文的“企业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简化了事实。如果不存在腐败和补贴的成本,就经济结果而言,商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差别可以忽略 。“赶超”政策的目标是减少腐败对官员、公民和公司的吸引力(增加腐败的成本使其纳入合法的问题解决程序),加重特权公司所有人的财务压力(或者使用严格的市场纪律,或者通过公共部门的控制),同时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公司利润。因此,在一个存在着腐败的世界里,政治行为者和商业行为者间的权力分配十分重要并影响着制度变革的结局。 　　我将采用与阿西莫格鲁等人不同的方法,关注权力不均衡对经济政策形成过程发挥影响的两种渠道。首先,鉴于后苏联国家的法律秩序依旧不完整,它们也试图改变正式的规则,本文首先关注强势行为者按照自身利益改变政策的能力。这是所谓“新现实主义”理论有关制度变革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