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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摘 要：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圆心”而展开的，使其与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相融合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质，它的现代转型必须围绕其“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而展开，坚持德与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的可能性原则。只有实现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其建构生成的原生态土壤。 　　关键词：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社会核心价值观；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116-06 　　一、中国传统正义观：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正义观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面相和传统正义观的主导形态，不仅构成支撑前现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行为模式和制度安排的内核，而且内化并积淀为现代中国人潜在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形塑并范导着当下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建构，构成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要源流和支脉。而传统儒家正义观集中表征为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它将正义予以道德化和伦理化的阐释和定位，以“义”范畴为核心赋予正义以理想主义的高阶价值取向，从而使之嵌入到前现代“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中以发挥其协调群与己、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并最终整合到传统共同体中的功效。 　　从语词本身的结构看，“正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构成一个偏正关系的复合词汇。“正”主要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表达的是对事物“实然”存在状态的描述和解释；“义”则是一个表示正价值的词汇，表达的是对行为主体“应然”状态的价值评价。“义”本身所表达的强烈道德价值判断的意味使“正义”的“所指”重心偏向于表达一种价值理想诉求和道德价值判断，由此使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正义论表现出鲜明的德性正义观的色彩。如汉代许慎解释说：“义，己之威仪也。从羊，从我”，是对人的仪容的理想诉求和价值判断。刘熙解“义”道：“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而“义”在此也就与汉语中“善”的内涵相通甚至合一，传达的是对行为主体的价值评价和期许。“正义”本身构成的偏正关系和对“义”的道德化和价值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透显出传统正义观的德性化倾向，而“义”也就构成阐释传统正义观的核心范畴。 　　首先，从“正义”本身的道德化和伦理化阐释和定位的内涵和特质看，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正义观主要表征为一种德性正义观。“正义”在传统价值谱系中一直以个体道德规范价值的形态存在，“义”所表征的应然向度和高阶价值作为衡判个体行为、社会公道的价值尺度蕴含着强烈的道德化取向。从以“义”作为主体的人性内涵、个体和社会行为的价值评价的尺度看，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德性化属性和特质。荀子有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孟子将“义”作为人的“四端”之一，将“义”标举为人的本质规定和先天根据，在对行为主体的道德化界定中逻辑地蕴含着对“正义”本身的道德―伦理化阐释。不仅如此，儒家还将“仁”（即德）作为“义”的先天来源和内在根据，“仁”乃上贯于天，内在于心，发乎于外的情感适宜即是“义”，“义”由此成为评判社会行为和制度等的先验的价值尺度和规范标准，鲜明地凸显出“正义”的德性―伦理色彩。钱穆指出：“仁偏在宅心，义偏在应物。仁似近内，义似近外。此后孟子常以仁义连说，实深得孔子仁礼兼言仁知兼言之微旨”[1]，从先秦开始以“义”作为衡判外在行为和制度的标准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正统，而“义”的道德―伦理化也喻示着德性正义观的确立。 　　其次，从以“义”范畴为核心所赋予“正义”的理想诉求和价值定位看，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正义观主要体现为一种“以义为正”、“以义导正”的理想主义的正义范式，这从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主要议题的“义利之辨”就可窥见一斑。不是着眼于个体权利和制度设计的正义与否，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正义观首先和主要地是侧重于个体修养和人伦道德的高阶价值和理想，并以此评判是非曲直，这种“以义为正”的理想主义构成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底色和基调。不管是孔子主张的“君子喻于?x，小人喻于利”，孟子宣扬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还是二程体认的“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都意在将“义”固定在个体修养和道德规范的价值和理想层面，并依此道德理想主义路径将其延伸到衡判个体行为和社会道德（风尚）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规范的领域。这种高阶的理性主义正义模式落脚于个体修养而非个体权利、社会道德而非社会制度，虽然对人伦―道德社会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和伦理规范作用，并通过伦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