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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现状 　　中国公共政策学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系统构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学科逐渐趋向成熟，并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为了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掌握其发展现状非常必要。因此，笔者通过对CNKI核心期刊（1992-2013）的文献研究的综述来反映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现状。 　　为了全面检索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的文献，根据陈振明教授的《政策科学》中列出的公共政策学的体系结构，确定了14个检索词，分别为“公共政策”、“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过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系统”、“公共决策”、“思想库”、“政策工具”、“政策规划”、“政策战略”，检索时间跨度为：1992-2013，来源类别：核心期刊，检索结果共计21，825条。（检索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 　　笔者筛选出权威期刊的重要文献，通过阅读发现我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关于国外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主要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相关系列成果“公共政策经典译丛”是最基础、直接的翻译国外经典著作，在国内取得了广泛的影响。较为知名的有托马斯? 戴伊（Thamas Dye）的《理解公共政策》[1]、威廉?邓恩（William dunn）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2]等。此外，较多学者回顾了国外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历程。比如，程杞国回顾了西方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学科背景、历史条件、发展现状，并分析了政策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3]林丽丽和孙永怡从政策科学产生、政策分析兴起及其对政策科学的影响、政策科学发展的民主与科学之争三个方面回顾了20世纪西方政策科学的发展历程；[4]也有学者对国外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动态作了较多关注，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如刘媛在梳理西方政策工具选择理论的几种主要研究途径的基础上，对各种途径进行了比较与评述。[5]田雪莹、叶海明通过梳理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来源及主要学派的学术观点，对其做出较高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6]；朱亚鹏立足于政策创新、政策扩散的研究，分析出该理论在西方的研究趋于成熟而在中国将有更大的研究意义[7]。这些研究为国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 　　第二类是关于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性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 　　一是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涵盖了研究意义、对象与范围等。陈振明教授从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研究范围、研究任务等方面加以讨论。[8]此外，他认为，不仅要吸收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成果，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理论，结合古今中外的理论与经验成果用于研究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9]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者们，立足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借鉴国外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成果，逐步确立了一个以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方法为重要内容的政策科学理论框架，为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0] 　　二是政策系统领域的研究。政策系统研究有两个侧重点，分别是政策工具与公共决策。笔者浏览现有文献发现，政策工具研究是公共管理和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从分类、选择与评价等入手，进一步用于环境保护、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这在当前我国处于起步阶段，仅做到分析框架的引进阶段，亟需本土化、深入化研究[11]。公共决策领域的研究集中于决策的价值取向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问题。张晓红等对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决策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12]。孟凡民侧重于决策的工具理性之概念、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13]。高洪贵高度肯定了决策的科学、民主取向，提出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使之更科学、更民主的路径。 　　三是政策过程的理论性研究。政策制定与执行是政策过程研究相当突出的两个部分。政策制定研究侧重于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和政策制定的不同环境、影响因素等外在表现。罗依平等学者认为，民意是评价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指标，政策制定中应该回应和实现民意。[14]霍海燕分析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策制定的影响，[15]郑萍等基于协商民主理论探索了公共舆论作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的路径。[16]政策执行研究侧重于影响因素研究以及政策执行可能面临的问题与如何实现顺利执行。常建等着重探讨政策执行中各方职权冲突问题与化解方法[17]。 　　四是政策分析方法的研究。按照陈振明教授的分类，我国的政策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伦理学分析、系统分析法等。既有研究中，有不少是研究具体政策的分析方法及其模式研究，如曲建升等归纳了气候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有量化历史责任的分析方法、确定政治影响的分析方法、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未来趋势预测的分析方法；并提出了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剖析各分析模块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