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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重新定位”问题的探讨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双方相互作用方式均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两国关系史上第四次重新定位时期。在此次重新定位进程中，中日关系已经历了两次“政冷期”和“恢复期”，有了两次中期成果。此次重新定位的目标有最低、中间、最高三个层次。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在由最低目标向中间目标过渡的时期。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则是这一时期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中日关系 重新定位 同心圆历史 战略互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重新定位”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但又不甚明了的问题。本文拟就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过程进行梳理，然后从历史的观点对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过程做一概观，最后就现阶段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趋势进行评估和展望。 　　 　　一　重新定位问题的认知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国内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此为背景，中日关系逐渐显现一系列新特点，特别是两国在历史、台湾、领土、安全、经援等问题上发生全面摩擦，中日相互舆论与民众感情持续恶化。 　　如何认识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间发生的政治摩擦?它是由于中日关系某一方面的偏差而导致的偶然产物，还是两国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表现呢?对此做出回答，成为中日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早在1991年，日本学者田中明彦就指出：“90年代初，日中关系可能迎来堪与50年代初以及70年代初相比拟的、甚至比之更重大的重新定义时期。”这是最早、最敏锐地提出中日关系将迎来重新定位期的论述。这既表明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预见到了中日关系重新定位期的到来，同时也表明，这一重新定位的驱动力首先来自日方因素的重大变化。 　　在迎来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的1992年，中国学者就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前景做了各种展望。有的文章指出，在冷战后国际形势与中日国内形势的变化下，“90年代的中日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有的文章呼吁，要“把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很多文章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提出了各种理想蓝图。 　　1995―1996年，中日政治摩擦频频发生，中日关系陷入复交以来最严峻的倒退局面。但是，两国经贸关系却仍继续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把中日问这种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形成强烈反差的特征表述为“政冷经热”。 　　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日关系的新特点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并反映到学术成果中。这一时期的一批论著，对冷战后制约和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秩序、两国经济与政治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方式的结构性变化做了探讨。这种学术积累与对日政策、对日舆论、中日互动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经过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实践与探讨，人们逐渐接受了“中日关系进入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时期”这一判断。 　　那么，这一轮的中日关系重新定位与“1972年体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简单延续”、“全盘超越”，还是“继承性发展”呢? 　　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会议上，有的学者从“简单延续论”的立场出发对“重新定位说”提出了异议。其基本逻辑是：1972年形成的中日关系框架不容改变，“重新定位说”背离了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日路线。 　　这一时期日本则出现了针对“1972年体制”的“否定论”、“修正论”、“变化论”等各种观点。 　　“否定论”出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时就曾持反对态度的亲台势力和新的对华强硬势力。他们认为，日本在“1972年体制”中吃了亏，因而必须突破其中关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框框。这股势力人数不多，但与日益崛起的日本新保守势力相结合，其政治影响力不断得到增强。 　　“修正论”来源于日本各界精英的对华心态变化。其中，有的认为，1972年以来的中日“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日本“赎罪意识”这一不对称心理基础上的。有的认为，以往的中日关系是建立在特殊私人情感基础上的。他们主张，应以更加对等的心态、更为务实的交往方式来取代以往的“友好原则”。日本政府官员中出现了把日中关系加以“普通化”的主张，即“不能再是过去那种友好第一的关系，而应当成为就事论事的、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 　　“变化论”首先来自日本学院派主流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在1997年4月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分良成就“1972年体制”的主要内涵及其演变趋势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田中明彦则对导致日中关系陷于低谷的各种主要因素做了深入探讨。他指出：“日中关系今后仍会继续受到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两国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中关系今后还会像1995年至1996年间那样持续紧张下去。” 　　同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变化趋势的认识，与上述“变化论”的分析十分相近。如张蕴岭、蒋立峰合著的论文指出了国际形势和中日国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