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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令风俗的文化解读 　　饮酒与酒令 　　酒令是一种文化现象，因其浓厚的文化娱乐性而为大众所喜爱，成为雅俗共赏的游戏，几千年一直兴盛不衰。《酒令丛钞》收录历代酒令321种，分为古令、雅令、通令、筹令四大类。在中国，酒令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形式意义上，酒令指的是酒令官。它起源于战国时代的魏文侯。刘向《说苑》记载，魏文侯与大臣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一种酒令官），决定赏罚，监督喝酒。然而实质意义上的酒令，指的是饮酒时所做的决定胜败的游戏。周代的“大射礼”和战国秦汉时代的投壶，都具有某种类似于酒令的意义。宋代赵与时《宾退录》云：“余谓酒令盖始于投壶之礼，虽其制皆不同，胜饮不胜者则一。”投壶是盛行于战国秦汉的一种饮酒游戏，酒场上设长颈壶作为目标，饮酒者手持箭矢往壶中投掷，中者为胜，负者受罚。 　　酒自古就是带有神性之物，酒本来就是用来祭神的，人能饮酒是一种福分。朱冀中《北山酒经》称：“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上天叫老百姓酿酒，就是为了祭祀。上古所说的“赐福”，就是把祭天地鬼神之后的酒分给大家饮。福跟酒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代文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有一段论福的文字：“有生前之福，有死后之福。生前之福者，寿、富、康宁是也；死后之福者，留名千载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后之福何长。然短者却有实在，长者都是空虚。故张翰有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持一杯酒。’其言甚妙。”按照这个观点，人生的福分全在一杯酒中。 　　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酒量是一个人德行、能量的标志，酒量宏大之人必是英雄豪杰。对于饮酒海量的汉子，总是津津乐道，并且给予特别的敬重和颂扬。历史上能喝酒的英雄好汉的故事不计其数。《水浒传》中武松就是一个典型，他喝下十八碗烧酒后，赤手空拳打死一只猛虎。明代永乐年间，有一位状元叫作曾柴，任翰林院修撰，历官至少詹事。“有交趾贡使饮量绝人，上令左右褒举善饮者款之，或举二都护以封，上日：‘朝廷上无一能饮者乎？’曾闻之，即自请往。上问日： ‘卿量几何？’日：‘款此二使足矣，不必尽臣量。’于是饮彻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翼旦，俟谢恩，上悦日：‘不论卿文学，只是酒量，岂不作我明状元耶！’” 　　喜欢喝酒的人都懂得：酒是不能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喝的，喝酒一定要有场合、有对手，其精妙之处恰恰就在于酒令。酒令是一种游戏，现代酒令更具有一点猜谜性质，比如划拳，其规则是两人的手势数字相加等于自己的口语数字即胜。实际上就是先琢磨对方的心思，再想办法套住对方，获胜后就取得了惩罚对方的权利。整个游戏充满了乐趣。划拳的酒令具有音乐一般的节奏感，现代酒令以四字为标准，三字一般要增加一个“啊”字，两字要重复来造成一种节奏。比如：一心敬（啊），哥俩好（啊），三星高照，四喜发财，五魁首（啊），六六顺（啊），七巧七巧，八台八台，九快升（啊），十满红（啊）。酒令游戏的过程非常消磨时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轮流“打一个通关”，也就是跟在座的每一个人“划一拳”，一般都是以三拳两胜决出胜负。以10人为例，全场要决90次胜负。一场酒下来，所花费的时间可想而知。玩酒令游戏，也非常消耗体能。划拳的人，不但高声喊叫号子，还要使劲挥动手臂，变换手势；不但要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和手势，还要动心思揣测对方意图。胜与负往往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明白，通常伴随着双方的争执与辩解，拒绝与劝说。说话多了，笑声多了，动作也多了，身体的消耗自然也就多了。伴随着时间和体能的消耗，酒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多喝了许多。酒令的奇妙之处恐怕也正在于此。 　　游戏与娱乐 　　酒令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游戏，极易激发人参与其中的欲望和兴趣，在游戏的形式中达到了喝酒的目的。人性有争强好胜的需求，中国古代缺少体育竞技活动和富有竞争性的游戏，人性中的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饮酒场上，人们终于找到了释放争强好胜心理的时机和场所。古代流传一种恶意的喝酒比赛叫作斗酒，就是进行喝酒的较量，决定彼此的胜负。江西就流传有《敖龙华斗酒退番兵》的民间故事，讲的是北宋年间，江西瑞州府龙胜村青年农民敖龙华，发现了一种神草，吃了它酒量饭量奇大，他在一次与番帮的斗酒比赛中大获全胜。 　　酒令的竞争性质与喝酒的比赛性质是相一致的。由此说来，酒令是饮酒的最好工具。喝酒的比赛性质从饮酒的目的和酒场的终局可见一斑。清代官员阮葵生认为喝酒喝到微醉之时为恰当，他援引宋人费衮的话说：“费补之云：晋人谓酒犹兵也。兵可干日而不用，不可一用而不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饮流多喜此言，不知饮酒之乐，尝在欲醉未醉时。酣畅美适，如在春风和气中，乃为真趣。若一饮径醉，酩酊无所知，则其乐安在邪？”（《茶馀客话》）这当然是阮葵生个人的理解，可能也是饮酒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事实上，这种理想状态是很难做到的。酒场如战场，战事一开，必有一败。不喝到酩酊大醉，往往不会善罢甘休。唐代诗人岑参《凉州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