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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蕴含的七个理论模式 　　内容提要从经验实证的角度上看，宪法是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反过来说，只有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才是真实的宪法规则。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真实的政治规则。着眼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真正有生命力、活生生的中国宪法体系，实际上蕴含着以下七个理论模式：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二是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三是咨议性质的政治协商模式；四是兼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司法模式；五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模式；六是多元化的央地关系模式；七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并重模式。这七种理论模式，既是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则，也构成了真实的中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准则。只有深刻地理解、把握了这几种理论模式，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宪法。 　　关键词　宪法的理论模式　党的领导　弱议会与强政府　咨议性的政治协商　权利义务并重 　　作者喻中，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610064) 　　 　　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正在期待着新的理解；只有新的视角与新的阐释，才可能使我们的宪法学研究别开生面，并进入到未知的领域。 　　以前学术界所理解的宪法，尤其是宪法学教科书所理解的宪法，主要就是写在纸上的宪法条文。对于宪法条文、字句的理解和阐释，可以称之为“宪法评注”，但是，宪法学研究仅仅止步于“宪法评注”，是很不够的，――按照施密特的看法，还应当进一步发展到“宪法学说”的层次。。然而，倘若要实现从“宪法评注”到“宪法学说”的转向或深化，就必须看到，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绝不只是纸面上的条文，相反，宪法是有生命力的。宪法的生命力既支撑着宪法学的生命力，同时也依托于、根源于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只要政治共同体生机勃勃，充满生机与活力，那么，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宪法就将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如果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枯萎了，甚至死亡了，它的宪法也将随之成为一种历史遗迹，成为一段风干了的历史记忆；研究者固然可以在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查阅，但在现实世界里，它已不复存在，或者早已脱胎换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全新的事物了。 　　基于这样的宪法观念，我们不妨断言，所谓宪法，就是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运作的，从根本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宪法状况。当代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如果要真正体现从实践出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要真正搔到中国宪法与中国宪政的痒处，就应当着眼于当代中国真实的政治过程、政治实践、政治状况。就像研究美国宪法不能只盯着1787年颁布的宪法文本，而是要认真对待联邦最高法院的众多判决一样，研究中国宪法既要尊重现行的宪法文本，但同时，更要超越现行的宪法文本，要透过纸背，透过宪法文本的字面表达，把研究的目光投向立体的、丰富活泼的政治生活。 　　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着眼，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有生命、有活力的中国宪法，或者说，规范中国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体系，实际上蕴含着以下七个方面的理论模式：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二是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三是咨议性质的政治协商模式；四是兼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司法模式；五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模式；六是多元化的央地关系模式；七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并重模式。这七个理论模式，既是中国政治的基本准则，也构成了真实的中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在本文看来，如果法学研究要面向真正的规则，要坚持以规则为中心，那么，这七种理论模式就是当代中国宪法的最根本的规则；只有深刻地理解、把握了这几种理论模式，才能真正地理解并进而改良、优化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与政治状况。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 　　 　　在中国现行宪法的正文部分，并未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字样，更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权力、地位的具体规定。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宪法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反，要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宪法，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宪法的关系着眼。事实上，就世界范围来看，各主要国家的宪法与本国的政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相比之下，中国宪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还蕴藏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建党在先(1921)，建军次之(1928年)，建政(全国统一政权)更次之(1949年)，至于制宪(全国性的通过普选的代议机关制定的宪法)，则更晚一步(1954年)。这样的历史过程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现行的政治共同体及其运行体制，并主持制定了现行宪法。换言之，中国宪法本身就是党的主张、党的意志的法律化表达。 　　对此，在现行宪法制定通过的1982年，彭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宪法修改工作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专门讨论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大都是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