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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头中的巴蜀神话 　　一 　　神话，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精神活动记录，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百科全书”；也就是说，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门类，如哲学、经济学、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乃至于天文学、地理学、水利工程学、植物学等，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渊源。在人类刚开始睁开眼看世界的上古时期，人类逐步超越动物性的生存方式（即所谓“人猿相揖别”），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力量微弱的人类在生存搏击中，自然充盈着对大自然强大力量的敬畏崇拜。对神秘自然现象解释与想象，就成为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造。换句话说，人类从“茹毛饮血”的“直立之兽”，经历了漫长的生命衍化和生存劳作创造，开始萌发“人”的意识并具有原初的思维能力，原始先民于是开始了以“人”的意识和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伴随着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第一个阶段（语言传播）的出现，“童年”人类开始述说自己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述说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物质创造历程，记述自己在生存搏击中的喜怒哀乐。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而这种“述说”，是以“儿童文本”方式进行的。他们真诚地与大自然对话，把一切自然客体视为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有灵气的对象，把日月风雨雷霆山川草木动物都人格化。这种原始思维就是神话思维，其积淀物就是上古神话和传说。童年时期人类不管是因为偷吃“智慧之果”的意识萌生还是在“混沌初开”中睁开眼睛，东方和西方的“儿童”们几乎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对大自然进行审视。客观世界的形态表象、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方式等，都被反映投射于其思维和思想中，使之一切生存创造活动都带着客观存在的独特印记。古希腊神话把海神波塞冬置于仅次于主神宙斯和天后赫拉之后的重要位置，正是地中海-爱琴海的馈赠；古希伯莱人对“原罪”的思考，亦是由于西亚那贫瘠不毛之地生存艰辛所决定的。“儿童”话语方式――神话和上古传说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化史由此拉开了序幕。古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中国神话的鲧盗“息壤”给凡尘，都显示出天神对人类充满着慈爱和关怀的精神。 　　中国神话现存最早、保存最多的典籍是《山海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就出自《山海经》。另外，女娲补天的故事见于《淮南子》《列子》，女娲造人则出自汉代《风俗通》。巴蜀神话，是中国神话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巴蜀大盆地有着久远的生命历史，巴蜀先民创造了人类童年时代充满瑰丽奇幻想像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治水、大石崇拜、羽化成仙、碧血化珠等以及“蛇”形图腾崇拜，构成该地域文化肇始阶段最具魅力和特色的内容，并且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深远的影响。 　　二 　　“资阳龙”“合川龙”尤其是自贡大山铺恐龙群化石的出土，都证明着巴蜀地域生命史的久远；“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巫山人”的发现，甚至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提供了新论据。成都十二桥“羊子山土台”建筑群的发掘和广汉“三星堆”文物，以及“金沙遗址”的发现，都确证着古蜀早期文明的规模巨大。“三星堆青铜文明”器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其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器物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正是其创造者那非凡想像力和高度智慧的必然结果。因此，应该有一种高度发达的精神形态的文化与之相匹配，才符合人类生命史发展历程的基本规律。巴蜀大盆地所处地球经纬度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状况极有特色，那特定的地形地貌和植被景观及物产状况，决定了巴蜀原始先民特定的获食方式和生存劳作方式，并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特定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这种特定的意识和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巴蜀远古神话和创世纪传说中。 　　古蜀神话中，黄帝、嫘祖、大禹、蚕丛、鱼凫、杜宇、柏灌等都见诸各类典籍，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并且成为中国上古神话的重要元素，如“鲧禹治水”“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五丁开山”等。《山海经?海内经》曾描绘过成都平原的美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折断鳌足来支撑天的四极，又以息壤填海造陆治理洪水，再抟土造人和创造各种动物等“创世纪”神话，就透射着华夏大地人类童年时代的一段“史影”。女娲的传说在巴蜀大地流传甚广，称其因补天力竭而逝于西蜀。今雅安就因多雨而被先人称为“西蜀漏天处”，雅安城外河中色彩斑斓的卵石被传说为补天未用完而遗下的五彩石。 　　巴蜀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巴蜀先民对个体生命不朽的追求，也通过神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