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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监督体系的评估研究 　　摘要：中国法治体系的评估，应该兼具基本原理和本土特色，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监督体系直接制约着法治体系的效果。中国法治监督指标体系由文件监督、执法监督和审判监督三个二级指标和十一个三级指标所构成，数据采集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区分社会公众、法学专家和法律执业者三类群体进行不同调查，计算规则采取权重均等的均值计算法。评估结果表现为两种：一是百分制的得分，二是好评、中评和差评的比例。评估发现：中国法治监督体系居于中等水平，内部监督和人大监督的效果最差，舆论监督的效果最好。未来应该针对监督体系的薄弱环节加强建设。 　　关键词：法治评估；法治监督；定量评估 　　法治评估和各种法律评估，是当前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一大热点。但是，总体上来看，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探讨乃至批判太多，真正着手开展评估的太少，目前已知的仅有浙江余杭法治指数（钱弘道等，201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室的各类“透明度指数”评估、中国政法大学的司法文明指数和法治政府评估（张保生等，2016），以及昙花一现的无锡法治评估、昆明法治指数等等（孟涛，201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目前实施的也只有江苏、四川等少数省份。法治评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评估方案的设计工作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非常考验设计者的知识范围和研究水平，具体的评估工作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法治评估最需要的，首先是开展各种评估实践或试验，不实践是无法彻底把握评估的真实问题和研究方向的。 　　在国际上，法治评估也是热点，目前国际上一共有八种法治评估，最为国人所知的就是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法治指数（孟涛，2016）。这些评估很多都涉及了中国，但评估结果似乎对中国“不友好”，例如鼎鼎有名的WJP法治指数，2015年给中国的打分是0.48分（满分1分）。目前尚没有一个源于我国本土的、反映中国整体法治状况的评估报告。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组建课题组，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法治评估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争夺法治话语权”，更应该直面中国自己的现状、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毕竟评估的成本太高，评估一次不容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指出了具体目标和方向。如果这些任务能够真正落实，中国的“法治梦”必然会实现。因此，本着这一务实的目的，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设计了评估方案。 　　中国法治体系由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所组成。《决定》同时还提出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大要求。如果将中国法治体系与法治要求结合起来，那么法治监督体系将发挥着全局性的作用。理论上，法治理论的核心原则可以归纳为“控制权力、保障权利”（布雷恩?Z?塔玛纳哈，2010），法治监督是实现“控制权力”的最直接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最具实质性价值追求的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既包括各国常见的审判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也有党内监督、检察监督、行政复议等等中国特有的监督机制，监督体系看起来相当严密。但是，中国法治监督体系的效果如何，迄今却未见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甚至也没有一个专项评估。为此，本文将首先介绍我们的评估设计方案，然后给出我们的评估结果，最后对这一评估进行总结和反思。 　　一、中国法治监督体系的评估方案 　　本方案的设计，结合了法治评估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法治评估可以分为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孟涛，2015）。定量评估，是通过数据的形式客观展示法治的本质属性；定性评估，则是根据各种事实情况、评判某个国家符合法治价值的程度。定量评估适合数量巨大的样本，定性评估则更适合于个案或数量较少的样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需要采集众多样本才能反映，因此本方案采取定量评估的方法。定量评估的步骤有如下：首先对概念进行操作化界定，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明确反映概念的内涵；然后通过调查等等方式收集各个指标变量的数据，方法包括客观数据和主观赋值；接着就是确定各个分值的计算规则，最后算出总分（孟涛，2015）。 　　（一）指标体系 　　指标是表征和传达研究对象某方面信息的概念载体，既可以表示数量特征，也可以表示品质特征（伍业锋，2011）。由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对中国法治体系进行了明确界定，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再纠结“中国法治是什么”这一概念难题――虽然这一体系仍有探讨的空间，但是如果能真正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