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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传统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　本文针对中国诗学传统对诗歌翻译的极大影响，探索了诗歌翻译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　中国诗学传统；诗歌翻译；诗歌翻译本质；读者意识；多元化 　　[作者简介]　徐 卉，河北经贸大学外语部讲师，主要从事诗歌翻译、英美文学研究孙 维，石家庄铁道学院外语系教师，英语语言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 　　由于诗歌极具丰富的文体特征和艺术内涵，与诗歌翻译密切相关的美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诗歌翻译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并探寻其发展之路。 　　 　　一、中国诗学传统 　　 　　中国的诗学传统表面上看来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诗言志”，这个中国诗学的核心理念直指内容。《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意而形于言……”杨树达《释诗》中说：“‘志’，字从‘心”士’声，这表明‘志’即是‘心’，‘心’借助语言来体现，即为‘志’。”由此看来，“诗言志”重在强调诗歌内容。中国诗学中另一个持续稳定的观念“诗政”说将政治――诗歌一体化。受其影响，中国历代诗人的诗学追求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倾向性。这同样是诗歌内容方面的要求。后代的诗学观念可以说就是对这些诗学理念的注解与发展，但中国的诗学传统对形式的追求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不必然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分开。从《诗经》所代表的“成声”的四言，经骚体、汉赋、乐府和汉魏六朝古体诗的演进，至唐五七言律绝，文言汉语最美的能指形式――格律诗被发现。这种格律体诗就成为“中国文字的特色所能表现的美的极致”，其后的宋词、元曲虽然在形式上有独特的创建，对律诗严格的形式规则有所突破，但综观中国诗史，它们在影响力及成就上都要逊于唐诗。 　　中国近代的诗歌创作，并不出唐代以来所形成的古体律绝之范畴。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诗派在演出格律诗最后的辉煌，影响最大的宋体派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爱艰深，薄平易”，极力搬用典故，堆砌文字。他们的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读，脱离现实”。另一方面，基于诗歌的发展要求，在戊戌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这些代表进步方向的改良人士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他们心中“新诗”的理想状态，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作起了“新诗”，鲜明的反传统精神，求新、求变和经世致用的近代文学意识形成。在内容上诗人们已开始要求“称心而言”“自抒胸臆”，反对“宗唐桃宋，摹杜范韩”，主张“为我之诗”“我手写我口”，提出要描写新事物、抒发新思想、创造新意境。但在形式上，则鲜有新创。 　　在白话文革命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他所谓的“旧风格”是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体裁格律；所谓“新意境”，是要求诗歌具有“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梁启超在当时通过提倡“诗界革命”，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在新的时代中国诗歌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新诗的道路问题，是近代诗歌发展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这种思想，显然是“诗言志”与“诗政”观念的延续。近代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也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日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日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日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思想为近代诗歌翻译做了定位，使近代诗歌翻译成了“旧瓶装新酒”的绝好例证。 　　 　　二、诗学传统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1．诗歌翻译的本质。在弄清楚诗学传统到底对诗歌翻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诗歌翻译?其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是诗歌翻译论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信”的观念堪称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和演进的基石。要回答什么诗歌翻译，应首先回答诗歌翻译中应“信”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提出忠实于原诗之“意境”“神韵”；有人提出内容与形式皆求其“信”；也有人重内容轻形式。 　　诗歌之美常“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而言此而意彼，意在象外乃诗美之极致，故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对诗之意旨、情趣的理解往往需要译者直觉化，非演绎推理式的“顿悟”。译者欲以己之意而逆诗人之志，求得心灵深处共鸣，只能依靠其再创造思维。 　　2．多元化格律观。格律问题始终是诗歌翻译中的一道难题，也是区别于其他体裁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之一。在格律问题上，译者及其研究者彼此间有共识之处，但也不乏歧见。共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人成功地否定过诗歌翻译中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二是诗歌翻译应追求节奏效果。至于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翻译是否一定要押韵，许渊冲是汉诗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