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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质子制度在外交中的应用――人质外交 　　质子制度是两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制度，从外交层面看，可以将其理解为只有典型意义的人质外交。人质外交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各国为了昭示信义，多交换王子以为质不光诸侯之间，连周王室也发生过“周郑交质”的事件，人质外交到战同时仍很盛行。说到底，外交是为政治、军事服务的，因此，“人质外交可以说是奉使外交的特例，是为完成某种特殊使命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手段”（贾继东：《楚圉人质外交小议》，《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质子制度形成后所发挥的作用，在汉朝统治阶级“以夷制夷”策略和与匈奴争战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一、质子制度在“以夷制夷”策略中的辐射 　　“夷”，泛称远离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以夷制夷”，简单说来，就是利用少数民族对付少数民族，即依靠归顺的少数民族尤其足其上层人物完成中央政权对各族的统治。中原政权对付“四夷”的惯用策略是“以夷制夷”，对境外各族进行分化、挑拨、各个击破。所谓“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汉书?晁错传》）。 　　质子制度确立后，匈奴、南越和西域各国向汉朝遣质、朝贡、服兵役成为基本义务，汉政府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充分保证证了两汉在伐叛战争中的胜利。楼兰臣服后，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乍师。征和四年（前89年）又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分别击车师，迫使车师工投降臣服，这足“以夷伐夷”在实践中的应用。 该战略“充分利川了西域国家间的矛盾，维持了各种力量问的平衡，从而使西汉的羁縻统治体系更加稳固”（石少颖《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断匈奴“右臂”是汉通西域的最初动机，汉与乌孙联合共同夹击匈奴，使匈奴遭受重创，再加上丁零从北方、乌桓从东方乘机夹攻，断匈奴“左臂”，匈奴遂不能再与汉对抗，这是“联夷克夷”的策略实践。西汉利用质子手段，成功拆散西域与匈奴的联盟，为进一步利用前者牵制、打击后者作了军事和外交上的准备，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此外，从刘秀对待南北匈奴、鲜卑、乌桓的政策，可以明显看出东汉前期“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策略思想。东汉历代皇帝“以夷制夷”策略的出发点是处理当时南北匈奴关系及北匈奴与乌桓、鲜卑的关系，当然这种政策因时代、阶级局限性，对后代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唐人卢?Y在总结两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唐也应更为积极主动地解决突厥问题.他说：“臣闻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故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孙而匈奴败，请购辩勇之士，班、傅之俦，旁结诸蕃，与图攻取，此又犄角之势也”（《旧唐书?突厥传上》）。这实质上是通过加强与“蛮夷”的联系，增加对“蛮夷”的影响，逐渐改变华夷对立的局面一。 　　质子制度是调节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种羁縻政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少数民族的习俗特点，利用本民族首领治理该地区即“以夷治夷”是一条有效的途径。班超的“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一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后汉书?班超列传》），真可谓一语破的，道出“以夷治夷”灵活自治政策的玄机。自从向归附民族纳质后，多个质子被扶立为少数民族的最高首领，任其自治，消除疑虑，既改善了中外关系，客观上又增强了各同对汉朝的向心力。这种“立其王而绥其人”的自治政策，确实起到“不动中同，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后汉书?班超列传》）的效果，这也是两汉在扶植亲汉力量方面不断追求的目标。 　　总之，质子制度对“以夷制夷”斗争策略的影响，是它受到统治者推崇的重要因素。民族关系是一个相对敏感的问题，汉朝统治阶级既承认民族差异的存在，又能因地制宜，使“怀柔”、“威服”、“分而治之”的羁縻手段得到巧妙地发挥 　　二、人质外交在汉匈争夺战中的体现和实现 　　自古以来，匈奴就是中国在北方的强劲对手，中原地区为防御匈奴的进攻做出了种种努力秦统一后，为打击匈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西汉初年，汉朝在汉匈战争中一度处于下风，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以大量财物换取较多的喘息时间。从汉武帝开始，形势逆转，西汉对匈奴发起大规模进攻。公元前119年的汉匈大战，匈奴军队主力及人畜资产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不得不向北远遁，形成漠南无王廷的形势。此后很长一段时问内，汉匈冲突的重心集巾在西域地区。汉向西域大量征质与匈奴对该地区的拉拢、争夺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两汉朝贡制度的建立，是汉、匈强弱易位在外交制度上的反映。 　　早在汉通西域之前，匈奴势力已扩展到两域地区，在两域设置“僮仆都尉”，命诸国交纳赋税，西域俨然成为匈奴的经济命脉各国慑于匈奴的威力，不敢不低首服从。这样，匈奴不但在经济上获得西域诸国的资助，在政治上也树立较巩同的统治地位，“两域地区自从隶属匈奴后，一向就是匈奴在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