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干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与博弈分析.docVIP

中央政府干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与博弈分析 　　摘要：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异化现象，采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合作社负责人与中央政府三方的博弈过程，认为合作社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与合作社负责人“合谋”的结果。研究认为，合作社的异化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中央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合作社负责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必将演变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方博弈。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二者合谋”；三方博弈 　　中图分类号：F32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98.24万家，同比增长42.6%；实际入社农户7 412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8.5%，同比增长39.8%。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同时还丰富和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强调由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的异化，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但没有真正带动小农、改变小农的社会市场地位，反而还强化了小农的弱势地位[2]。 　　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偏离甚至背离合作社基本原则，导致大多数社员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假合作社”。“假合作社”即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名实分离[3]，“假合作社”与“真合作社”争夺国家的扶持资源并挤压“真合作社”[4]，“假合作社”数量之大几乎占到合作社总量的80%[5]。第二，精英俘获。精英俘获主要体现为合作社在运营过程中“一股独大”[69]，少数核心社员通过占有主要的剩余控制权侵犯普通成员的利益[10]。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112]。有研究指出“假合作社”的产生有着特定的乡土逻辑[1314]，地方政府在目前以“一窝蜂、搞摊派、分任务、下指标”为特征的“压力型行政体制”条件下，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追求短期政绩收益，对合作社的发展自然会只重数量而不求质量，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皮包合作社”[15]。同时，在现阶段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语境下，地方政府除了能从“假合作社”中获取短期政绩利益外，还可以获取“租金”收益[1618]。 　　“精英俘获”指合作社的控制权被少数核心成员把控，合作社“一人一票，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从理论上讲，普通社员本应是与代表核心成员利益的管理者进行博弈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由于核心成员生产规模较大，或者出资额较多，负责合作社日常事务的理事往往会由其控制[19]，相对富裕的核心成员利用手中的相对控制权进行内部寻租活动[20]，因此在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的博弈过程中，代表核心成员利益的管理者无论是否“谋私”，普通社员的占优策略都是“不参与决策”或者“忍气吞声”，这明显是一个对普通社员不利的结局[21]。而地方政府同样出于短期政绩和“租金”收益的考虑，对合作社由少数核心成员控制的情况通常持默许态度，由于制度和机制保障缺失，普通社员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有可能沦为“待宰的羔羊”[22]。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实质上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短期政绩利益和“租金”收益的驱动下，与合作社负责人“合谋”的结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同时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强烈关注，2014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颁布不但体现了中央政府规范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思路从“先发展后规范”转向了“边发展边规范”[23]。面对中央政府规范合作社发展的决心，地方政府跟合作社负责人是继续“合谋”还是对合作社进行监管？合作社负责人是寻求与地方政府“合谋”还是对合作社进行整改？在中央政府强势干预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合作社负责人三者之间势必会呈现出一个新的三方博弈关系。那么中央政府的介入能否有效遏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呢？其中的影响条件和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呢？本文拟构建一个完全信息条件下，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合作社负责人三方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一、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一）问题假设 　　第一，博弈参与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合作社负责人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第二，中央政府代表广大合作社社员的根本利益，与地方政府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代表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