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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心力”叙事与伦理反思 　　内容提要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所展开的“狼叙事”及其思想意理，是中国现代“心力”叙事传统在当代的延伸。这种叙事传统起源于近现代中国作家的“以心力挽劫运”的民族主义激情。正是晚清以降中国的次殖民地危机，导致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作家普遍存在崇拜力量、英雄和强者的现代意识，并由此而产生出“改造国民性”的世界观。历史地看，《怀念狼》和《狼图腾》推崇“狼性哲学”的叙事意识自有其合理性，但作家们的重“势”而轻“理”、尚“力”而轻“义”的价值意识却明显有悖于人类的现代文明。作家对“狼性哲学”的推崇只重利害而轻是非，未能建构起对“狼性哲学”的反省与批判。 　　关键词“心力”传统狼叙事理与势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51-08 　　一、“狼写作”与现代心力叙事传统 　　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是新世纪以来具有重要分析意义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可供分析之处，并不在于作家写到了当代中国其他作家很少涉及到的狼题材，而在于它们体现出和中国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特殊传统的有机联系。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温现代文学心力叙事这个传统，同时，还可以对这个传统作出富有当下意味的审视。这里所说的心力叙事，主要是指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的精神意志力的强调。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视域中，这种叙事传统主要是以启蒙文学的“改造国民性”形式展开的，但是很显然，启蒙文学却并不能涵盖心力叙事的全部内容，在启蒙这个主题之外，心力同样还体现在作家们对力量、英雄、强者的崇拜，以及对科技发达、物质富有的追求等方面。 　　中国文学的心力叙事，有着复杂的起源。从现实面向上看，它与晚清以降中国国运的衰败攸切相关。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给古老华夏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遍为民族挫败感所笼罩，他们纷纷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出路，驱天命而尽人事，寄望于激励出国人的心力，以谋求国运完成由衰到盛的转变，骤然成为多数人的历史观。谭嗣同说：“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梁启超说：“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此所以能排御外侮，屹然自立于群虎眈眈万鬼??之场也”。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在晚清的凄风苦雨中，像谭嗣同、梁启超这种“以心力挽劫运”的意识，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是有普遍性的，特别是1898年前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在当时报纸刊物流行开来。以这个理论为参照，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洋之强盛并不在公理而在于强力，同样，华夏之衰败也不是输在公理而在力惫，“夫优胜劣败，天演公理。劣之集点，在天为弃子，在人为贱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1页。以这等的天演公理图说现实，虽为愤激之言，但也是那时知识分子托负自己天下情怀和复兴民族的政治意识的真实写照。从思想面向上看，那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中国要想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强根固本，中国作家均有以“力”之有无作为把握东西方文明优劣的尺度。人们认为，中国的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就要输入西方式的强力，“试观世界中所谓‘帝国’、‘民族’、‘民族帝国’种种主义，无一非自‘强盗主义’胚胎而成。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转引自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28页。“强盗主义”被视作西洋列国文明之本根。 　　基于对中国国运和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晚清诸贤的心力诉求，愤而发为思想，感而化为文学，顺势进入到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的构造中。作家们一方面试图以强劲的心力注入国民的精神体质，一面以“力”为尺度反思着自家的文明，并由此而开启出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路径。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在《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力倡“意力主义”并呼唤拜伦式“摩罗”诗人的诞生。陈独秀则一反彼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发出“兽性主义”主张，“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9页。鲁迅的“意力主义”和陈独秀的“兽性主义”，从哲学上理解，或可谓之唯心论或者唯意志论，但无论是鲁迅还是陈独秀，都不是在哲学的兴趣上提倡心力，而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审察此一命题，并与晚清诸贤魂走一脉。在对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