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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一些人把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本末倒置；不同美学流派之间的论争没有共同的前提；中西美学转化与对接变成杂糅；美学被一些人狭隘、歪曲理解为“快感学”、“美丽学”，造成美学泛化并导致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美学建设应该走以民族化为本的多元化之路；美学对话应该以本民族的现实为基础，而不是套用西方的某个抽象概念；西方美学可以借鉴，但应避免把中国美学变为“西方美学再阐释”；针对美学泛化和歪曲异化问题，应该强调美学的哲学学科性质，使“感性学”真正努力做到使人的感性认识完善。 　　[关键词]美学困境；民族化为本；感性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美学泡沫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1-0019-04 　　陈正勇(1974―)，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上海 200234) 　　 　　近几年中国再次掀起美学讨论的热潮，可以说，这在客观上对美学发展是有利的。可实际上由于讨论缺乏共同的前提，自说自话的现象就不可避免，有些人干脆把西方当代理论“拿来”作为自己的武器，但这种做法仍是重演“西方美学在中国”，如果不严密论证、消化吸收，只会制造“美学泡沫”。此外，在民族化与全球化问题上本末倒置；试图宣扬某种美学而压制其他所有美学；中西美学、古今美学的“无缝对接”变成了杂糅；“美学”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标签并导致美学泛化；美学被狭隘理解而导致把“感性学”变为“美丽学”、“享受学”、“感官学”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美学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解决方案。 　　 　　一、走以民族化为本的多元美学之路 　　 　　中国美学建设不应是某种理论形态独霸天下，而应是多元共存。关于这一点，劳承万认为，要摆脱“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就应该是“真、善、美”三分结构的哲学体系形态与“诗性智慧”形态共同发展，对于中国美学来说，“诗性智慧”型美学理论是中国美学的特长，但由于人们过多地强调哲学体系形态的美学而长期忽视了“诗性智慧”形态美学，因此，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挥民族的特长，大力发展“诗性智慧”型美学理论形态，所谓“诗性智慧”型美学理论形态，“即脱胎于维柯‘诗性智慧’系统，取其‘诗性’(‘感觉想象’)特征，它区别于玄学智慧的哲学体系(或曰‘真善美’三分结构型)的美学理论形态。”[1] 　　显然，劳承万主张大力发展“诗性智慧”型美学理论形态，是要告诉人们，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症结何在?要发展中国美学，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不是排斥思辨美学理论形态，而是主张两种理论形态共同发展。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一是因为要发挥民族文化之所长，二是因为要吸收民族文化之所缺和所需。就所需而言，如劳承万所说，哲学美学的终结者黑格尔的“艺术哲学”也是有两道门的，其正门“是回归哲学体系的；而它的后门，则是引向艺术现象和‘诗性智慧’的。从‘艺术哲学’的后门，透露了一个伟大时代已经到来，因为它初略地预言了‘诗性智慧’型美学新形态的合理存在。尽管‘艺术哲学’的形态离真正的‘诗性智慧’还十分遥远。”[1]诚然，我们需要根据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特长发扬“诗性智慧”的美学形态，也需要吸收并发展西方哲学美学形态和生命美学、体验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也需要继续吸收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黑格尔式的美学，虽然这种美学形态在西方也被后来的美学所穿越，但它的精髓却永远蕴涵在西方美学中，它是西方美学的共同血脉。“黑格尔哲学美学的历史感、现实感，就在于天才大脑通过‘理念’本体，吸取了漫长历史、广阔现实所提供的丰富养料。这种哲学美学框架是千古不朽的。它既是人类玄学智慧的伟大成果，也是人类理性精神反思到来的骄傲。”[1] 　　劳承万还指出，不仅黑格尔美学开启了一道“诗性智慧”的美学之门，而且康德也开启了这道更适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美学之门，只不过它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在康德那里，判断力(美)是沟通“真”与“善”的桥梁，判断力与任何一端连接，都建立了一种美，那就是向外与知性(真)结合生出“自由美”，向内与实践理性结合生出“道德美”，前者是认识论美学，后者是人学本体论美学；前者是西方传统优势，后者是他们的劣势，但却是中国的优势，因此，中国美学要想发出最强音，要想解决中国民族的现实困境，思考生命的意义，必须立足于民族传统，穿越民族文化，这才是根本。正如劳承万所说：“与善同构的道德形而上学美学，才是中国民族美学的主根或理论形态。”[1]就是说，中国当代美学建设应该走以民族化为本的多元化、全球化之路，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中国美学，否则还会重演“西方美学在中国”的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