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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公司治理评价的思考 　　摘要：文章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梳理了国内外公司治理评价的主要研究，我们将回顾的重点放在各评价体系的结构及指数的具体构建过程。然后，我们选取了两组治理业绩显著不同的公司进行打分，发现仅从静态公司治理制度难以合理评价公司治理质量。公司治理评价需从机制角度进行扩展，社会责任指标、人物特征指标、财务信息指标成为治理指标更新的可能方向。最后，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简单易行，客观有效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构想，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公司治理评价；中国经济新常态；治理指数 　　一、 引言 　　中国经济新常态倡导产业优化与环境保护，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建立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国内外现有研究对公司治理概念范围界定存在不同观点，以公司治理评价为核心的讨论呈现出不同的方向，Keasey等（1997）总结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四种主要模型，即所有者―代理人模型，短视市场模型，高管权利滥用模型以及利益相关者模型，但主流的观点仍是将股东权益保护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 　　因此，本文选取所有者―代理人的模型，基于公司治理是保护投资者取得投资收益的治理机制运作（Shleifer Vishny，1997）的观点，结合新常态的背景，对主要内部治理评价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随后对两组公司治理业绩显著不同的企业进行公司治理计分比较，试图对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有效性和研究新思路进行探讨。最后，进行总结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 治理评价文献梳理 　　1. 国外主要文献梳理。早期的公司治理评价都只将关注点放在某一个治理要素上，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和二元性（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但随着相对全面的公司治理数据库的出现，综合指数评价方式逐渐成为公司治理评价的主流。21世纪初，安然、世通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对公司治理评价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国外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为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指标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如CESARE FRACASSI和GEOFFREY TATE（2012）用数据证明了总经理与外部董事的外部网络关系（如曾在同一公司为同事，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会削弱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管；MARIASSUNTA等（2014）以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为样本，实证了新兴国家上市公司董事具有在公司治理质量较好的国家受教育的背景对公司价值具有正向作用。 　　总的来说，国外公司治理评价系统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展，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充分，逐渐由单一因素评价逐渐转变为综合指数评价，并且不少学者正在探索简单易行却切实有效的评价体系的建立。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理论对其范围尚无一个公认的界定，故公司治理评价指标的选择仍存在很大争议。 　　2. 国内主要文献梳理。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1月7日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从股东权利、董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了要求。在此基础上，中国公司治理综合评价的研究逐渐开始，学者借鉴国外成熟的治理评价体系，在结合中国公司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公司治理评价方式。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2003）从中国治理环境出发，充分考虑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特点从股东权益和控股股东、信息披露等6个维度构建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在国内首先开展上市公司治理评级研究，有力地指导了公司治理实践，取得了较好成果。但南开治理指数每年仅公布百强，且编制方法相对复杂，采用100制的打分方式，因此有不少学者探索了简化的打分方式。 　　潘福祥（2004）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现实，从简化的角度考虑，在外部机构审核评价，经理人激励情况等四个分指标下选取11个指标，编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GI）；白重恩（2005）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二元性，外部董事控股，国有控股等8个变量构建了G指标来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李汉军和张俊喜（2006）则采用PCA的方法，将内部董事占比，信息披露等6项要素计算成一个指标，称为IG。 　　整体来看，国内的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指数为代表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已经能比较有效地反映中国公司治理水平。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公司治理评价的发展仍相对滞后。为进一步对国内公司治理评价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探究，下一部分将通过实例对几种公司治理评价方式进行检验。 　　三、 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评价效果 　　1. 样本选择与分析。本文从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的中国上市公司违规数据库查询了2011年～2013年度被证监会判定为违法违规的企业，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网络查询，确定两家违规事件影响大且公司治理问题严重的企业。并通过行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