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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与传承 　　摘要： 　　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与成长。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其强大之处在于，它能构建出既深不可测的神圣信仰又接地气的操作手册，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能够表现出士子的哲学思想并以此区别于他族别国的思想与价值特质。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关键词：传统核心价值观；士子；社会转型；传承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15 　　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当然不仅仅因为儒家思想本身能够兼收并蓄、自我更新，更重要的是它在形成之初经历过社会的巨大转型与变革。 　　一、社会转型：思想与价值传统延续的时代背景 　　从横向上看，传统的国家意志与个人的思想信仰及其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涵。从纵向上看，中华文明的变迁与延续实际上就是思想与价值乃至整个民族核心价值观变迁与延续的如实写照。任何深刻且合理、能够持续存在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精神都不可能在平淡中诞生，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核心价值成型的客观条件都必然摆脱不了社会转型这一事实。换言之，社会体制的变革与社会思潮的崛起是核心价值观得以形成的必然依据，只有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中，思想才会变得深刻、深远，传统文化系统也不能例外。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就是在治乱之间的转变中，论证并建构起天、地、人是如何被合法地纳入这一秩序之中的，社会的深度转型呼唤统一的行动意识与伦理基础，这是任何时代都摆脱不了的“宿命”。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种稳定的、合理的结构是经过不断的论证与锻造而成的，人们在反复质疑与往复辩论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这样一个价值认同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迁，思想话语的承负者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出现了分 　　离，思想得以迅速滋生各种流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过去“那些无需论证就可以使人平静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的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的权威，对任何现象和事务的解释都要解释者从头说起，而且要有一套自成系统、自圆其说的道理”[1]78。人们对思想的理性思索代替了对权威不容置疑的臣服。但对价值观的讨价还价实际上也等同于在混乱中价值观的缺场，这意味着战争和分裂一旦结束，社会便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来修复被划伤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怎样才能寻找一个属于国家控制的并为人们共同认同的、最终的价值依据与心理本原？答案只能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提出一套可供时间检验的价值体系。这也难怪孔子曾感叹，在他所身处的世界中，“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论语?八佾》）。从正统到混乱再到大一统的节点上，孔子期待通过他与弟子们的人本（仁）、宗法（礼）和中庸学说建立起“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礼记?学记》）的社会秩序。知识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强调外在的秩序格局与内在的道德底蕴相结合，才能建立有条不紊、协调和睦的社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离散的人心与失控的国家秩序，儒家没有办法将其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对于价值观建立的设想及至汉代的董仲舒终于得以实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与信仰的离散也随着国家趋于大一统而渐趋缝合。由于国家呼唤政治的权威秩序、观念的协调统一以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因此汉代在不断强调“天者，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祭》）、夯实君王权威的同时，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德”、“刑”分治，“道统”与“政统”分离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建构起“礼法合一、德刑共治”的大一统思想。儒家学说通过建构自然法则作为合法渊源、以君主制度与循吏行政系统作为推行力量，以血缘亲情作为社会认同基础，以特有的话语系统作为思想延续的符号，使得这种以“家国一体”为根本特质的系统化意识形态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上成为“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中庸》）并宰制中国人上千年的核心价值观。正式“成为理路贯通、兼备形上形下、可以实用于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极富弹力和张力的系统”[1]243。这种比较封闭、完整、自给自足的系统使得儒学在思想上取得寡占地位，因而它所输出的意识形态也自然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尽管自春秋以来的儒道之争暂时归于平静，但这实际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