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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交往伦理的理论模式 　　摘要：中固文化传统蕴涵着丰富的交往伦理思想，从中可提炼出传统交往伦理的一般理论模式，即在交往主体上。求诸个体自我与加强道德修养；在交往媒介上，强调语言的功用性与伦理意蕴；在交往境遇中。正视各种利益与矛盾冲突；在交往原则上，仁爱为本，经权结合，和谐为要。 　　关键词：交往：交往伦理；语言；仁爱；经权 　　 　　“交往理论”与“交往伦理”是现代社会的新概念，如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后习俗阶段，人们才可能依据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行事，交往伦理才能够建立起来。而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在笔者看来，交往现实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只要人们每时每刻在进行交往，就有协调交往行为的道德规范。便有交往伦理思想的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交往的自由自觉程度有低有高，交往伦理思想的可普遍化需经过历史的筛选。而中国传统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人际的互主体关系而非人物的主客关系的解决视为人类文化的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被称之具有“实践精神”、“实践理性”的“人文化”、“人伦化”的文化，实质上就是指这一文化价值指向人类生活世界，指向人世间社会关系，即指向“主体间”，“主体一主体”的人伦交往关系。可见，中国文化传统蕴涵着丰富的交往伦理思想。从中可提炼出传统交往伦理的一般理论模式，它包含交往主体、交往的语言媒介、交往环境、交往原则等基本要素。 　　 　　一、交往主体―道德自我 　　 　　在中国传统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并未充分考察由于道德认知的发展所赋予交往主体的资质与能力，传统主流文化认为人的本性具有伦理道德的属性，只要充分发扬主体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就能够自觉地约束自我，与他人以礼相待，从而保证交往的顺利进行。交往主体被视为道德性的自我，道德修养是人的立足之本，人只有经过修养的环节才能真正“成人”。而修养之后的有德之人相交也必和谐融洽。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交往主体的资质与能力是性之所出。因而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就成为传统交往伦理的理论基点。 　　中国哲学对人性的思考，最早是由孔子发端的，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著名论断，意谓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后天的习染使之发生了差异。孔子肯定了人有共同的本性，并认为它在后天会发生变化。然而并未说明人本性的内涵是什么，这为后学者留下了广泛的自由发挥的余地。对人性内涵的空白。孟子以性善填之，荀子以性恶填之，汉儒则填之以三品，而宋明理学家填之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孟子是人性善的正式提出者。孟子所言的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人区别于“犬之性”、“牛之性”的本质规定。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性就是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它的根本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他称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孟子看来。人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中先天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人性本恶，其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 　　从历史发展来看。孟子的性善论逐渐成为中国人性论史发展的主流。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把伦理道德属性当作先验的人性。人所拥有的德性源于人性。德性的培养与形成过程，即是人性的完善过程。人之所以能够成圣成仁，是因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完善了自身的善良天性，是善性的扩充与实现。“在文化设计的原理上，性善的认同，一方面突显了人性的崇高，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人们以沉重的、完全的道德责任：既然人性本善，人性之中具备了一切道德的要素与可能，那么，不能为善，不能成圣成贤，完全在于自身的不努力。这，就是中国伦理中性善预设的真谛所在。”因此，性善论的理论功能主要是为人的道德修养的主动性、能动性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的人生修养论，是一种去欲养心，知行并举，内外兼修的修养理论。它从内里强化人的理性、意志与情感，从外表塑造人的仪态、风格与生活方式。由此提高交往主体的道德素质。人们普遍认为，进行克己自律的道德修养，培养交往主体的良好道德品质。将道德自我塑造为理想人格。是与他人进行交往的必要前提。 　　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强调从个体自我出发。进行心身修养。才能成己、成人、成物。而为仁由己的修养方法就是反求诸己，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并不仅仅指人竭力克制自己的物欲。更意味着人应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身臻于完善。如果说孔子的修养论是建立在人的本质力量、主观能动性之上的，那么孟子、荀子则把他们的修养论明确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由于孟子侧重于分析人的道德理性。荀子侧重于分析人的心理欲求。二者人性论的主张恰好相反，但他们都从强调人的社会性出发，重仁义轻物质，因而从相反的理论中得出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