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传统当代价值.docVIP

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 　　[文章导读]后发国家实行的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之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全面模仿，近世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此种做法往往导致市场与权力对大学的宰制，使人文精神丧失实践载体。本文认为，现有的大学体系无论进行何种改革，都会被各种利益所裹挟，寸步难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可以发现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正在世界范围内复活，如松下政经塾的有益探索。在中国，“书院传统”作为民间教育最重要的历史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其传承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或许可以在今天开出新意。 　　中国大学的当下困局 在欧洲，现代大学的起源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市民社会经历了从经济上的商业社会向政治上的公民社会的转变，是理性化原则不断扩展的产物。市场经济要建立在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之上，同时又在不断推进着生活方式的理性化。以经贸活动为例，贯穿着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就是要用理性计算抵御风险，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来考察交易对象，建立成本收益分析，力求将不确定因素控制到最小。借用新制度主义的说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当很多交易对象不甚熟悉时，不得不建立一种身份认证机制。在根本上，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之上的契约关系。于是，各种社团组织开始充当起中介作用，借以提供信任资质。加入某一社团即意味着具备某些品质，或认同某些标准，这些社团就成为一种中间团体或中间力量，现代大学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中间力量的组织核心。一言以蔽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源生于市民社会的内部，现代大学得以成型。这是理性化的重要成果，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以德国、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为盛。由于大学作用日益显著，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进入其中，使得大学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依靠与市场联合，大学不断加强供给能力，逐步挤占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空间；依靠与政府结盟，大学生产着政治精英和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凭借对反市场力量的包容，大学显示出独立自主的姿态，以避免受到激进性力量的攻击；凭借对政治异见的容忍，大学充当起自由思想的保护者，发挥着左右逢源的优势。 在非西方社会，建立现代大学往往是各国决心走向现代化道路时迈出的关键一步。大学往往担负着培养新型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重任。正是因为这一目标异常明确，非西方社会的大学更具国家主导的性质，更依赖官僚体制的支持，也更直接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通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大学这个外来事物，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机体之中，如同轴心一般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的每一次改革发展都与国家目标的调整休戚相关，无论是50年代院系调整旨在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配合，还是70年代末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步调一致。而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国家主导的市场原则几乎将整个社会纳入自身支配之下，大学也未能幸免。 从1999年开始推行的大学扩招，与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设计密切相关。很多人曾经天真地以为，为了纠正大学的官僚化倾向，必须引入市场化原则，加强竞争，优胜劣汰——不仅在招生、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方面按市场竞争的模式运行，在教师的聘用、考核上，也得按市场模式改革。结果却是，大学的官僚化趋势与市场原则不仅相安无事，甚至联手共进，将中国的大学变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载体。它所奉行的逻辑，既非单纯的学术科研规律，也非高等教育通则，而是被官僚化修正过的“价值规律”。它的真正客户，既不是广大学生和家长，也不是各种用人单位，而是可以为其提供资金和资源的各级政府和利益集团。它甚至可以忽略社会就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期待，按照自身的逻辑制造需求。比方说，近些年，大量理工院校多、快、省地建立起各种“投资小、见效快”的文科专业，不仅可以扩大招生规模，还可以争夺政府补贴。 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已接近3000万，每年毕业生接近600万。这600万毕业生来自上千个不同的专业，但最后，有7%左右进入政府部门，20%左右从事销售，与所学的专业基本无关。以法学专业为例，一直属于热门专业。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将十分巨大。现实却是，法学专业连年被评为最难就业的专业。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专业的就业率为85%，排名倒数第一。去除掉继续读研的30%左右的学生，实际就业的法学专业学生在55%左右。而在这之中，又有15%左右的学生是转行做了销售。与法学专业境遇相似的，还有计算机、生物工程、动画设计等热门专业。现在，大学内部学科划分愈发细致。表面上看，这种情形既与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相适应，又与就业市场的变化相一致。实际上，学科专业化并未能使学生获得应有的专业化能力。从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多方反馈的信息都在显示，大学生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