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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财富观的差异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内容摘要］ 现代化是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紧密相连的。儒家思想在对财富的追求上和使用上以政治和宗法为基础，既没有使社会财富成为资本的积累，也没有调动广大的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相比较，新教的力量在与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获取财富的道德依据，使个人奋斗、追求财富合法化，使财富成为社会合理的资本。而两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欧和中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 　　［关 键 词］ 财富观;天职;入仕;现代化进程 　　［作者简介］ 王 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①财富观是人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和观念以及为了获得财富而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指导。长久以来，在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经济决定论”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然而，精神的导向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结果，社会财富的增殖过程是受财富观念的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论证了：理念与理想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而自发的动力②。本文从中国和西欧在财富观念上的传统差异入手，探讨其对各自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一、儒家传统财富观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经济观念中，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重于经济，或者说经济带有浓重的政治性。孔子一方面承认财富的重要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追求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而另一方面，又强调获利活动必须受伦理规范的限制。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是以宗法制和家长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结果。以为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一个家族或一个群体，个人的价值是要靠与集体的联系来实现的。过分强调“义”的作用就忽视了个人的利益，自然不会产生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 　　在关于个人修养方面，儒家认为做人的最高标准是“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则为君子的前途指明了金光大道――“学而优则仕”。这成为几千年来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有学者称之为“单轨社会”。但观念上的优越感并不是中国“单轨社会”的唯一原因。根本在于，入仕为官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最稳定来源和保证。考察历代中国官员的俸禄，其实只能维持一般的家庭生活。但是在缺乏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社会中，官员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游戏的参与者。这就形成了“把看守羊的认为委托给了狼”③的局面。事实是，一定程度上的贪污与受贿成为国家默许的行为。一个官员可以加收税款，还可以随意制定汇率，其中的差价成为中饱私囊的资产，正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官职是活动财富和清闲的关键。中国理想的绅士是地位高到毋须进行生产的程度，他们可以专门享受清福并从事象征这种清福的文雅活动。旧中国时代的长指甲，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发明的用以表明起清闲身份的一种最廉价的招牌。”④ 　　 　　二、西欧的财富观 　　 　　如果说影响中国的是一种人伦理念的话，那么影响西方的则是一种宗教情绪。 　　圣经所反对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对财富的贪欲。基督教思想家们认为，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而在于人如何使用它。 　　中世纪早期，教会宣扬严酷的禁欲主义，把获得利润的行当看作是邪恶的。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的财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 　　新教教义把完成世俗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不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的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趁势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劳动是清教徒用于抵御肮脏生活名义下的各种诱惑的特别手段。这样，世俗活动被从宗教的单纯赎救论中解放出来，具有了道德层面的意义。它的积极作用就在于使人可以在宗教正义的前提下获得个人财富。人仅仅是受上帝恩宠于他的物品的受托人。他必须把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入账，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享受而非为了上帝的容易花掉了哪怕一个便士，其结果是很危险的。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个人的财富其实已和上帝的荣耀融为一体。 　　然而，现实是，人们只需在精神和言辞上为了上帝的荣耀去做就行了，实际生活中究竟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上帝谁又能区分得如此清楚呢？这就导致了宗教虔诚在实际行动中的异化。寻找天国的热忱逐渐被经济追求所代替，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已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⑤。对于清教徒而言，占有财富本身是一种诱惑，营利像修道院的僧侣一样，是成功的标志和上帝选民身份的标签。这种思想成为近代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