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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译论关于“翻译冲突”的认知 　　摘 要：随着后殖民译论影响的扩大，“翻译冲突”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国内专门针对“翻译冲突”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对此，本文尝试对“翻译冲突”在中西方译论中的表现形态进行发掘，辨析中西译论对“翻译冲突”的认知差异，并据此探讨中西译论在此问题研究上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翻译冲突 西方译论 中国译论 认知差异 　　一、引言 　　纵观中西译论，整个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都一直在围绕着如何去认识冲突和解决冲突的问题而展开。近几十年来，随着后殖民理论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兴起，“翻译冲突”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西方译论关于“翻译冲突”的探讨已涵盖翻译研究中的众多主题，如语言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译作与原作的从属关系、译入语的地位问题、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对立、翻译与社会冲突的关系以及翻译对等研究和翻译和谐研究等。但中西译论对“翻译冲突”问题的认知有何差异？对“翻译冲突”的研究又存在着怎样的不足？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二、西方译论的“冲突”观 　　在西方翻译史中，涉及翻译冲突的隐喻可谓汗牛充栋。例如昆体良认为，罗马人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转引自谭载喜，2004：22）。这缘于罗马征服希腊后，希腊作品也由原来的至高无上转而被视为任由宰割的战利品。又如中世纪，罗马帝国覆灭后，大量民族国家的建立刺激了民族语翻译的兴起，人们呼吁采用地道的本族语言进行翻译，以反抗拉丁语的统治，促进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增??民族的自我意识，促进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适应一般百姓对民族语的需求。到近代，如德莱顿关于“主人”与“奴隶”的思考、施莱尔马赫关于译者应该在保持一方安宁的情况下接近作者还是接近读者的探讨，都反映出他们对于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的关注。再者，现当代的翻译研究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研究中心放在了“对等”的概念上，但对等实际上只是翻译追求的一个目标和结果，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对等”，就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冲突潜势或激烈的冲突。使用“对等”概念意在从某种程度上消除冲突，达到翻译主体内心的平衡、译本的平衡、以及译入语环境的平衡。因而，“对等”概念所讨论的核心也应该是冲突。 　　此外，在当代，西方翻译界关于“翻译冲突”的主导观念基本上秉承了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例如，Mona Baker（2006：1）虽然认为“冲突是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而非特殊现象”，但其所谓的广义上的冲突，即“因为目标不一，利益相争，或价值观截然不同，两方或更多方均企图逐渐削弱或暗中破坏对方的情形”，更近似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狭义冲突。可见，尽管冲突现象早已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但西方的冲突研究似乎被限定在了某种先验的政治定性中，故而言及冲突必谈政治与权力。所以，Baker（2006：1）才会宣称“为冲突下定义无可避免地要借助权力概念”；另一方面，这种先验的政治定性也致使西方的翻译冲突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从政治角度理解翻译中的矛盾与冲突，如翻译的政治研究（Spivak，1993）、后殖民翻译研究（Venuti，1995/2008）、翻译与性别的研究（Luise von Flotow，1997）、翻译的暴力研究/阻抗式翻译研究（Venuti，1995/2008）等等。与此一脉相承的是，Mona Baker（2006）、Moira Inghilleri（2008）等学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概念，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翻译，关注了不同层面上翻译对政治冲突甚至战争的影响，并将翻译视为构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冲突被转喻为了翻译。因而，Baker（2006：2）认为，翻译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变量，“能够影响并维持战争叙事的传播及合法化”。所以，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冲突的组成要素。翻译的结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上述社会冲突或者战争的进程，但是，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所论述的各种冲突的元素本身早已融入到了翻译当中，成为了翻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翻译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因而，不应单方面地视翻译为冲突的工具。 　　三、中国译论的“冲突”观 　　在我国关于翻译的冲突问题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关于冲突的研究却已经形成命题，其中既包含转喻的建构，也包含隐喻的建构。在转喻方面，许崇信（1986）、钱念孙（1988、1989）均从文化冲突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出发，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其重点都集中在对部分文化词汇的考察上，且此类研究相对较少。在隐喻方面，许渊冲（1998）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者应发挥译语优势，用目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