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学象与禅观意义.doc

中西诗学的“象”与禅观的意义 　　摘　要：文章简要论述了中西方立“象”、取“象”的渊源和发展，对中西方关于“象”的认识论与美学范畴和命题，特别是对中西方关于言、意、象关系进行了认识比较，剖析了中西方在立“象”、取“象”上所追求的不同，提出了中西诗学对“象”的关注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侧重立象以写意，后者则侧重求象以写实，由此发展了求真、求实、求经验实证的真实再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而中国诗学立象的终极目的和理想是得道、明道，立言明道不足则立象。 　　关键词：“象”；“求道”；“澄怀味象”；“境象”；“象外象”；“玄览”；“禅观” 　　中图分类号：1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5-0150－04 　　 　　一、中西方立“象”、取“象”的渊源和发展 　　 　　“象”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在中西诗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诗学，自一开始对“象”的关注就不同于西方美学，前者关注“象”的最终目的是表意、尽意，即“立象以尽意”。得意、尽意之后即可忘象。“象”是作为表意、尽意的手段和形式，因而中国诗学关注的“象”主要是写意性的意象。而后者关注的“象”乃是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实的模仿、再现、叙事、写实的形象。西方人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实的模仿、再现而获得美感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西方美学的这种对形象的关注使其在对现实和自然的模仿、再现、写实、叙事方面的能力较之中国诗学更为发达。 　　中国人对“象”的关注集中体现于《易经》之中。中国古代的先贤、智者深谙“观物以取象”、“立象以尽意”、取象以识物断事、应物观景之道。他们仰俯以观象于天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鸟兽山川树木等万物之形迹以取象。 　　象数乃是宇宙天地万物之间以全息自相似、同构的原理所形成的一种最本质的对应关系，是对自然万物的简约、概括和抽象。“象”的至妙、至深的内涵在于追求天地万物之神秘的、至今难以为人类所破解的全息自相似、同构、对应的关系。古人云：“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犹若乾坤卦之象法于天地也。”洞悉了象数之至理妙机，则可以“宇宙在手，万化在心”。[1] 　　汉字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易象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本身就蕴含着深层的易象、易数的内涵。汉字中的象数正是《易经》中象数原理的延伸和拓展。正是由于汉字符号系统具有明显的介于象与文字符号的这种语言符号特性，赋予了中国人在思维认识、表意传情、审美方式上与西方人大为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学者中村元也曾指出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具象性的。”以象作为一种广义的语言符号来传情表意、认识、审美，其能指和所指主要是以符号的有理据为特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有理据更多是以形象和形声的方式表现出来。朱良志先生对此也有所论述：“整个汉字系统是在象形基础上‘孳乳而浸多’的，会意通过一组象形符号的关系构成来显示意念(如信)，指事字则是通过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强调某一点而显示意念(如刃)……同时，汉字的象形特征通过多种途径保存下来：第一，类化转移。如‘日’在楷书中已不见象形原貌，但并未失去以形传意的功能。第二，抽象提示。汉字字形具有似与不似之特点，初见不象，细研又依稀可辨。第三，意断势联。即随笔势判断其象形原貌，等等。” 　　中国语言文字和《易经》中对“象”的领悟和把握的发达，导致了中国人对形象思维能力，特别是在形象中领悟和把握事物的精髓要义以及在形象中领悟和把握事物的抽象属性的能力较之西方人更为发达。这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书法艺术的以“象”写意的重要特性中有充分的体现。西方的抽象艺术是在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而抽象艺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核心内涵早已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诗书画理论以及绘画书法艺术创作中。 　　 　　二、中西方对言、意、象关系的认识比较 　　 　　西方人对言、意、象的关系的认识也远不及中国先哲深邃。他们擅长于以言表意，并认为以言表意远胜过以象表意。到了当代的西方大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里，更是将这种认识推到了极致，认为：人们的语言边界就是人们的思维边界。语言之外人们不能思维，更无意义可表。这种看法如果把思维仅仅狭义地定义为是语言的范畴和派生物，那这种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的认识只不过是一种人为设定某种理论模式的一种偏狭、意义有限的、能自圆其说的语言逻辑学说。事实上在狭义的语言思维世界之外，人类有着无限的超越语言和理性思维的、可被妙觉和领悟的世界。中国先哲深信“言不尽意”，立象只不过是比立言更能尽意的另一种媒介和工具，但“象”也是难能尽意的。“象”作为一种重要的广义的语言媒介，是中国先哲和智者借以审美、悟道最重要的媒介工具和方法，象中所蕴含的信息要远比单纯的文字符号更为丰富和精妙。象数乃是中国先贤和智者用于把握、领悟宇宙自然大道运化所体现出的深层次的同构、全息自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