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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观念碰撞下的思考 　　在准备“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圆桌会议的过程中，我―直在思考我能为大家带来什么?以我自身的经验，又能为这个研讨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在此，我将就身处在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中对民主在音乐教育中的发展的体会与大家分享。文中我所举的例证，是基于我在中国台湾与美国受教育的经验与观察，并非概括现今美国或中国音乐教育的整体现状，目的为辅助说明文中所提的论点，并非为教学提供照本宣科的范例。希望通过经验的分享，引发我们对音乐教育的再思考，透过下列的问题，能让我们审视音乐教育在现今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问题包括：第一，音乐教师在音乐传承、保留音乐传统并创新音乐中扮演何种角色?第二，我们在决定音乐的创新或传承时，评量的标准是什么?第三，基于何种基础鼓励进行音乐创新?与此同时，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应该说，民主在音乐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已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针对此议题，我希望能通过这次的研讨，与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教育者进行交流与对话。 　　 　　身为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知识的取得通常是通过背诵已知的事实，并将所接收的讯息视为绝对的真理。虽然胡适先生曾说过，质疑态度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儒家思想所蕴藏的阶级制度及施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均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发展上的压抑与限制。知识的取得是通过反复的练习与无数次的应试而实现的；知识的传播则是通过专精的学者及统一的教科书来达成，学生为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并非主动的知识开发者。成绩单上的数字代表着个人的才智，分数越高者，聪明才智亦越高。同时，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被鼓励，且常常被解读为是反复背诵的能力及对已学习行为再现能力的表现。在此社会传统的影响下，循着专家所界定的道路走，成为迈向成功之路的不二法门。 　　五年前赴美深造，我抱着极大的决心期望在学业上能有所进展。在一门分上下学期开设，着重创造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课程上，学生每周依教师指定阅读的文章进行讨论。课堂上，教师通常会提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班上的同学则围绕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与想法，或提出其他相关的问题。局限于对美国课堂文化有限的认知，课堂上师生之间及同学问激烈的讨论，常让我感到相当的困惑。在台湾，质疑教师的论点被视为大不敬的表现；但在这个课堂上，我的同学不仅对教师提出的论点产生质疑，甚至持反对的意见。师生间的从属关系似乎模糊不清。教师不再只是扮演传达已知事实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教师激发我们对既有事物的思考，挑战我们对既有观念的认知。反复背诵已知的讯息不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为应对上课的讨论，我必须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放弃一直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美德――尊师重道，一个被刻画为视教师为知识的权威，并对教师所教授的知识全盘接受的美德。随着议题重心的转移、同学积极的讨论，静静地聆听意味着个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个听话的好学生不再被强调与鼓励。相反地，越勇于分享自己想法的学生，越能得到教师的认可，而教师的认可与个人在课堂上的表现成正比，左右着教师评量的标准。 　　在下学期的课堂上，教学的重点转为音乐通识能力的培养。学生分成四至六人的小组，组成类似美国车库乐团(garageband)的创作小组。每周，小组成员们在课堂时间外定期会面，并根据教师指定的主题进行音乐创作。教师通常不会提供详细的指示。在小组练习时，我们通常会针对主题进行讨论，并试着导出一些想法来发展我们的创作。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意见。在互相尊重的环境中，不同的意见经由修正与分享，达到平衡。在创作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来自教师的具体指示，我们能自由地探索各式各样的音乐想法，尝试用不同的和声、节奏、音色组合来达到我们理想的创作目标。这一切都迥异于我之前的学习经验――音乐理论与知识的取得是通过教师的教导、教科书上的知识及书面作业的反复练习。通过小组合作讨论，在实际从事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我的音乐通识能力得以培养与应用，如同杜威所说的，我真正是“从做中学”。 　　毕业之后，我有幸在美国小学担任音乐教师，我常思考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教师与学生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又扮演何种角色?教育对人有何正面影响?杜威曾经提到：要决定教育的目标，无可避免的，必须检视在教育发生时当下的状况。在正规的教育中，教育常借保存传统及文明本质之名，进行着静态信息传输。杜威进一步谈到，在正规教育中，我们过分强调教授远程问题及通过词语符号传递知识。慢慢地，教育忽略其与人类的社会关系，成为一个孤立的概念。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更常常以捍卫传统之名，并自诩为传统文明的保卫者，拒绝任何污染此文明的可能性，而代代相传的传统，也使之得以维持其完整及高高在上的特性。同时，也显示出其过时并脱离社会现状的窘境。然而，如果教育的意义之一是促进社会发展，我们是否该重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