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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模式下的佛山“醒狮”形象演变影响因素研究 　　醒狮亦称南狮（图1），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人聚居地，由北狮传入广东佛山民间后发展而成并逐渐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南派舞狮体系，其造型、装饰、技法等都与其母体区别甚大。 　　舞狮在佛山出现的初期是什么样子，至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考。广州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石湾窑三彩狮子（图2），“造型以广东地区民间所舞的独角狮为原型，头有一角，双耳则高耸至头顶，双目圆睁，口大张，舌头外露” [1]经历了五、六百年的传承，尽管醒狮的形象发生了许多具体的变化，但其典型特征与上述三彩狮子十分相似：头顶有一独角、双耳高耸、瞠目怒视、咧嘴露舌。可见，至少在明朝时期，醒狮的形象已经与北狮存在着显著的区别。醒狮作为体现佛山大地先民智慧的 “人为事物”之一，影响其形象其形象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本文基于设计事理学的观点探讨醒狮造型变化的影响因素。 　　一、宗教信仰 　　首先，东晋隆安年间，昙摩耶舍至佛山讲经说法，佛教开始在佛山传播，至隋唐时期兴盛。相传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民间对佛的崇拜，延伸到对其坐骑的敬仰，这为崇狮习俗奠定了基础。醒狮表演时一人头戴佛首、手执破扇扮演“大头佛”引狮。《广东史志》记载：据传，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时 ，路过南方一偏僻山庄 ，看到庄前死人遍野 ，想必是妖魔作歹。得南海大慈大悲观世音大士指点，手执长命草引山中雄狮出洞并绕村庄一周，若雄狮发怒，以蒲扇降之。次日，唐僧依法而行，果然，村人的病魔尽除。故后来舞醒狮都有一个大头佛手拿扇子和一枝树叶前导。 [2]这一传说也反映出醒狮与佛教信仰有着某些联系，尽管传说不尽可信，但醒狮正是在诸多传说语境下构建的瑞兽，历经更迭并不断升华，才形成了当代的醒狮形象。 　　其次，一方面佛山是水乡泽国，水患常有，佛山祖庙现存一件清中期“铁铸镇水兽”（图3），此镇水兽形似水牛，头有一角。对镇水兽的敬仰，可能影响了醒狮造型的演变；另一方面我国诸多传统吉祥神兽的头顶都有角，如龙、貔貅、天禄等，其中天禄为独角。对其它神兽的崇拜，亦有可能成为醒狮演变的影响因素。因此，醒 狮头顶的独角，极有可能是是融合了铁犀或者天禄的特征而成。民间的动物崇拜，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图腾、符号，发展出诸多复合再生形象，如龙、凤、麒麟等，醒狮也正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醒狮形象的变迁，受民间对佛的崇拜以及对瑞兽的敬仰影响，以狮子为原型，复合多形象而成：拥有狮子的脑袋、犀牛的独角、虎的眼睛、寿星的额头等。 　　二、粤剧艺术 　　明朝时期，佛山手工业和商业发达，民间艺术繁荣，出现了全国性的庙会大繁荣，每逢庙会都会有醒狮、粤剧表演。醒狮形象的演变明显地从粤剧艺术中汲取了诸多养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型谱分类。传统醒狮的型谱主要分文狮、舞狮两大类别，其中文狮以刘备狮为代表，武狮以关公狮、张飞狮为代表。其脸谱设色按照粤剧中刘备、关羽、张飞的面妆用色，有所谓五彩刘备面、红狮关公面、黑狮张飞面等，设色亦主要使用红、黄、绿、白、黑等。 　　其二是装饰手法。现代醒狮的装饰主要有胡须、鬃毛、天庭（额头的镜子）、彩色球缨以及各种纹样（如图 4）。从新加坡龙狮网刊载的 1942年昭南岛的舞醒狮图片可以看出，早期醒狮头部装饰要简单的多，基本只有各种使用颜料绘制的纹样。而《羊城晚报》（2011年12月3日）所刊“二十年代，粤剧风靡上海”一文中的插图表明，粤剧角色的头饰最迟在 20世纪 20年代就已经有了诸多装饰，如头盔额头正中的半球形以及各色球缨等。另外，传统粤剧开面的绘制主要使用黑白二色，称为“二花面”，为了丰富层次，黑白两色之间蘸水“洗笔”形成灰色面，醒狮装饰纹样的绘制手法与粤剧开面的绘制手法完全一样。 　　上述特征，在醒狮的母体――北狮上都没有出现，并且在粤剧表演中的应用比醒狮的要早，因此，醒狮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吸收了粤剧的养分。醒狮的形象明显地朝着拟人化的方向变化，只是它拟的非现实中的人物，而是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是粤剧艺术创造或传承的理想中的人物形象。 　　三、材料工艺 　　早期的北狮为雕木而成，进入佛山后，逐步使用彩扎工艺：竹篾轧制框架和外型，纱纸裱糊表面，再施以色彩和装饰。 　　“佛山彩扎工艺源远流长，宋代就有了彩扎业，明代佛山秋色、彩灯等彩扎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兴盛，这就为狮头扎作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生产经验。 ” [3]传统佛山狮头的制作工艺分为纸扑和彩扎两种：纸扑狮头以粘土塑模，在泥模上扑纸，然后取下纸模再深加工而成，相对而言售价低廉；彩扎狮头使用竹篾轧制骨架，表面裱糊纱纸而成，其制作周期和成本较高，售价昂贵。纸扑狮头呈箩形，各部件都是固定的，也正因为其各部件皆不能活 动，表演者必须具有高超的功底才能把醒狮舞得出彩，直接导致了纸扑狮头逐渐淡出市场；而彩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