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女卖淫案处理结果引发思考.docVIP

云南“少女卖淫案”处理结果引发的思考 　　主持人:赵金 　　嘉宾:汤啸天 上海政法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兼高教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周 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金:据《南风窗》2009年第19期报道,2009年8月中旬,云南“少女卖淫案”终于告一段落,一份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对此案件中一些相关的单位和干部“建议问责”。云南省内四家市场报纸有三家被建议处罚,主要理由是:“鉴于云南信息报社把关不严,采访不够深入,导致报道严重失实;春城晚报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执行有关宣传纪律,且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建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云南信息报社、春城晚报社给予行政处罚,责令生活新报社作出深刻检查。”(之前这两家报社已经分别刊登了“更正启事”和“致歉声明”――编者注);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被“谈话提醒”,理由是“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而对昆明警方的处理建议是:王家桥派出所所长聂天杰“应承担主要责任”,当天值班领导刑侦中队队长王云晖“应承担重要责任”。 　　虽然距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近半年,这个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的调查结果还是在业内引起了关注和思考。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两位专家的意见。 　　 　　汤啸天:再读周恩来《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也许媒体人没有想到,一份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为云南“少女卖淫案”作出了段落式的终结。所谓段落式的终结,是指就某一个职能部门而言,其工作程序的终了。至于这一段落结束后事态的发展,当然是这一段落的继续。由于我不清楚红头文件中所指警方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重要责任”是不是比媒体人员更为“主要”、更为“重要”,所以也不能胡乱猜测:从“上头”打下来的板子到底是使谁的屁股更疼了一些? 　　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如今,时隔53年之后再读这篇光辉的著作,依然可以给云南“少女卖淫案”的正确处理一些启示。具体而言,一方面,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等违法活动的工作一定要继续,而且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改进策略、加大力度、提高效能;另一方面,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要扩大,而且一定要落到实处。 　　周恩来总理早在1956年就说:“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按照我的理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作用”的说法就包含着媒体的监督。 　　某一案件发生后,媒体可以报道来自政府新闻发言人、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也可以客观地报道自己采访得到的信息。于是,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来自官方的信息与新闻媒体独立采访的所见所闻完全一致,这当然皆大欢喜;二是来自官方的信息与新闻媒体独立采访的所见所闻基本一致,这时引发波澜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来自官方的信息与新闻媒体独立采访的所见所闻基本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此时,本来不起眼的案件就可能陡然升温,成为众所关注的热点。应当说明,网络上的言论绝大多数属于评论和呼吁,真正起导向作用的是有关案件、事件事实真相的披露。 　　依我之见,当新闻媒体发现事实真相与官方提供的信息不符时,必须坚守客观、真实的职业道德,在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结果、所涉及数据的叙述中锱铢必较,确保有第一手资料为证;同时,也不能“有闻必录”,必须按照本质真实的要求对表述的内容加以选择。新闻媒体当然要争分夺秒地“抢新闻”,但是,“抢新闻”要以报道的客观真实为前提,媒体人员敬业的竞争首先是新闻职业道德的竞争。偏离了新闻职业道德的干劲越大,给新闻工作和自己造成的危害后果就越严重。就网络舆论对案件的关注而言,案由的新奇、案情的离奇、结果的出奇对网民眼球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卖淫”、“卖身”、“卖器官”等关键词的视觉诱惑力更大。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冷静与清醒,在把握事实表述和评论尺度时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当涉及案件、事件基本事实的“不同声音”出现时,官方机构与新闻媒体都应当以对方提供的信息作为改进自身工作的导引,检查自己以往工作中存在的瑕疵,及时加以改正。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新闻媒体的采访调查也可能出错,新闻媒体办了错事也要认错,也要承担责任。但是,要严格区分新闻记者说假话与被采访者说假话。如果是被采访者“坦言自己作假,之后又反口翻供”,记者又能够始终如实客观地报道,就不应当把失实的责任归于记者。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的这篇讲话中还指出:“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