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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形成原因的比较分析 　　摘要：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缩影。农业在中苏两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农民曾经在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的沉重负担，紧张的国际环境，理论的自我束缚，国内的政治斗争造成的道路偏差也一度让两国农业发展极度落后，而三农问题至今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瓶颈。对中苏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形成原因的分析，可以为我们在探索未来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时候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主义；农业道路；苏联；中国 　　 　　一、两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简要回顾 　　 　　（一）苏联方面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国初期的状况是农业极度落后，基本上是一种中世纪的发展状况；而本来薄弱的工业又受到战争的破坏。面对这样的状况，如何实现落后的现实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对接？走怎样的农业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这个全新的问题需要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做出决策。 　　鉴于当时苏联已经在“剥夺被剥夺者”的口号下基本实现了国有化，列宁认为可以用共产主义的手段来调节这个小农国家里的生产与分配，认定“农民会交出我们需要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了”[1] (P. 423)。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纯理论式的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业方面表现为实行余粮收集制。它虽然帮助苏俄度过了最困难的年代，但是在和平时期里余粮收集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1913 年相比，1920年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了一半。农民暴动此起彼伏，20年暴动的地区共有30 个之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R琅施塔得的叛变最为严重。 　　形势再次变得严峻，列宁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非长久之计，1921 年开始，苏联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于是经济核算、商品与货币一个个走到台前，物质利益开始作为激励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经济也有了明显改善。在农业方面，列宁认为“合作制”是让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最佳尺度，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他同时提出在国家扶植的同时，要注重兼顾自愿性。在1925 年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战前的20%，可以说列宁晚年的农业思想和苏联实际状况比较接近，当时苏联的农业发展比较正常。 　　斯大林上台以后，认为应该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并且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手段。要完成别的国家在50 年到100 年里完成的事业，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资金积累。要获得资金，靠从资本主义国家借款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农业获得。于是斯大林提出了它的“赋税”理论：农民不仅要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要压低价格出售农业产品和高价购买工业产品。据统计，当时的工业产品价格只有正常的3/10。针对实施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工业产品销售危机和农产品生产危机，斯大林认为能生产大量商品粮的公共大农庄才是根本的出路。于是1933 年联共中央宣布：“要彻底完成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的轨道的历史任务。”苏联的农业就这样走上一条完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1913 年到1953 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倍，农业只增长了46%，而粮食产量则一直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 　　 　　（二）中国方面 　　同样作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为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农业道路，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前，在农业方面状况是土地兼并严重，战争导致大量的土地荒芜；而旧中国工业发展十分落后，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所提出的第一项农业政策便是进行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平均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52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为了防止农村再次出现两极分化和利用规模经济发展生产力，从1952 年到1956 年底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大致经历了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转变。在1955 年以前，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是按照自愿的原则开展的，但是从1955 年5 月之后，出现了一个农村社会主义合作高潮，许多农民在当时都是被迫加入高级社的。 　　1958 年8 月29 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建立起政社合一的基本制度。由于在农业发展道路上，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认为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激励机制的缺失又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 年到1978 年，在这20 年间，中国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只有2.6%。 　　 　　二、道路形成原因的考察比较 　　 　　我们注意到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几乎相同的农